《人世间》余温未散，梁晓声的新长篇《中文桃李》已经新鲜出炉。

　　擅写大历史大变革的梁晓声，这次将目光对准了“80后大学生”这一群体，以自身在大学执教过程中与学生接触的所见所闻为基础，聚焦时代更迭之际青年人的彷徨与坚守，讲述他们的理想和奋斗，也倾诉他们的苦闷与困惑，探寻自身成长与成就事业之路。在书中，梁晓声以第一人称回顾了80后小城青年、中文系新生李晓东所经历的大学生活、恋爱、友情，以及闯荡北京途中的一次次成败得失，他和女主人公徐冉承受着高房价的无情重压，在职场和情场上历经坎坷，为选择回归故乡还是咬牙坚持留在大城市而迷茫。

　　《中文桃李》的内容并不轻松，但梁晓声似乎有意卸下《人世间》里的忧患与沉重，字里行间偶尔闪现出一丝幽默，因而新书也给人一种“青春版《人世间》”的印象。

　　梁晓声，当代著名作家、编剧，第十届茅盾文学奖得主，北京语言大学人文学院教授。以《今夜有暴风雪》《这是一片神奇的土地》《雪城》《年轮》等一系列作品成为“知青文学”的代表人物。其新作《中文桃李》是一部直面现实、饱含人文情怀的长篇扎实力作，不回避生活中的难题，也努力寻找出路，相信不少在大城市打拼的青年群体会有共鸣。

　　因电视剧《人世间》持续的高热度，梁晓声成为众多媒体追逐采访的对象。他坦言，自己后来拒绝了大多数采访请求，原因是“已经说得够多了”。而这一次，这位年逾古稀的作家希望谈谈《人世间》之外的新作《中文桃李》。于是，在《中文桃李》出版之际，山西晚报记者受邀参加作家出版社举办的“梁晓声《中文桃李》线上媒体见面会”。

　　“见面会”上，已经年逾七旬的梁晓声坦言，写这部作品，将自己设身为一名80后小城青年是向自己发出的莫大挑战。他说整部小说重在表现诸多社会、文化思考，以及对于当代青年在理想与现实冲突时所作取舍的理解，那就是“某种虚幻的理想一如虚荣，毅然放下回归现实，于平凡的工作、生活中发掘生命的价值，实则更有意义”。而且，梁晓声表示这本书是自己的倒数第二本长篇小说，再写一本，就“没有下一部了”。

　　为教过的学生们写本书始终是我的一个心念

　　山西晚报：您为什么将写作范围聚焦在中文系？

　　梁晓声：在上世纪80年代的时候，中文可是非常风光的一个专业、一个系。曾经的才子和才女们都在中文系，一个学校如果没有中文系，那如何得了。那时的中央美术学院、舞蹈学院的学生们都要办文学刊物的，都写诗的，而且当时所有的报纸几乎都抢办副刊。后来文学开始边缘化，当我书中的主人公们开始学中文的时候，情况已经不一样了。学中文的最初是因为喜欢才去读的，现在可能是权宜之虑或是一种无奈的考虑，等考研的时候都想跳出去摆脱中文，但实际上这些人最后是感恩于中文的，因为他们的从业能力还是靠的中文。

　　我这本书主要讲的不是文学的困境，更多的是在谈学中文的人。我们得承认中文的认知能力也是一种能力，我们谈到文学，通常会说它影响我们、陶冶我们等等，所以它也同样是一种从业能力。有了这种从业能力之后，到了社会上怎么样检验自己的这种能力，怎么样应用自己的这种能力？《中文桃李》就是在写这些学中文的人在应用的过程中，他们所面临的一些困惑以及他们的思考。

　　山西晚报：这是您这部作品想表达的内容，也是您的写作初衷。

　　梁晓声：是啊，我毕竟教过中文，想给自己的教学生涯留下一点记录。写完《人世间》后相对放松一些，就想写一部不那么沉重的作品，要不大家都认为我就是一个不知道有多忧患沉重的人，其实我不是。实际上我为80后学子，就是为我教过的学生们写一本书始终是我的一个心念。所以《中文桃李》在叙事上我有亲近感，换位思考嘛，我就是站在他们的角度上写。

　　山西晚报：您在换位思考时，受代沟的影响吗？

　　梁晓声：这个代沟不是想没有就没有的，就算是我到年轻人中去，和他们天天打成一片，代沟也还在，这是没有办法的。但是代沟不影响我们在没有代沟的那个方面去交流，你在沟那边，我在沟这边，我们还是可以亲密地交流。

　　山西晚报：设身为一名“80后”小城青年，以第一人称写大学生的方方面面，有困难吗？

　　梁晓声：写年轻一代对我来说是一个挑战。首先语言是不一样的，现在的语言变化太大了，尤其是网络出现后，我没有办法融入到那个语言中去。

　　山西晚报：所以您在《中文桃李》里没有涉及互联网、计算机这些内容。

　　梁晓声：因为我对互联网的东西太不熟悉了，我现在都不能用手机约车、付款，前两年我才学会回短信。

　　山西晚报：但这些不影响《中文桃李》的品质。

　　梁晓声：我写80后还好一点，就是我儿子的年龄，他跟我的语言有一些贴近。70后、80后作家写起自己同代人的时候或多或少有顽主的气质，好像不那样写就不像自己的同代。我倒觉得我更喜欢我笔下的这些80后，他们也开玩笑、也幽默，但他们身上没有顽主的那个样子。老实说，我在现实生活中不喜欢那样的，因为生活就是生活，生活中有很多事情是要庄重对待的。

　　建议年轻人放下执念回归现实

　　山西晚报：小说里中文系教授“汪先生”这个人物有多少您的影子？

　　梁晓声：他讲课的那个内容，基本上也是我讲过的课，是我引导学生们来讨论的一些问题。在中文的课堂上，如果只是带着大家学会如何读懂一篇小说，这个课堂就显得太没有质性了。到了高中之后，学生就几乎没有读不懂的书了，只不过是读懂了之后有不同的懂法，所以我觉得更好的课是通过一部文学作品引发的思考，那个思考性的话题以及延伸的讨论才是有价值的。我的课会讨论《卖火柴的小女孩》和电影《出租车司机》是写给谁看的，还有《聊斋》中的“王六郎”，甚至讨论到和中文没有关系的罗丹的雕塑《人马》，我觉得这些讨论才是中文的意义，这些也确实是我在大学里面上的课。

　　山西晚报：您小说里有三个层次的场景，临泉、省城和北京，也是三个故事的发生地，在探讨是回归故乡还是留在大城市。通过书中人物对生活的不同选择，您想表达些什么？

　　梁晓声：小说中的这对主人公毕业后和所有同学一样，也面临着留在家乡的小城市发展还是到大都市打拼的抉择。在满怀憧憬地从省城来到北京之后，两人又不得不面对高房价、高物价和工作挫折等诸多挑战。在经历了一番迂回曲折和奔波疲累后，两人最终选择回到家乡扎根，过上了幸福的生活。

　　此心安处，即是吾乡。当代大学生不应该把留在北京这样的大城市作为人生规划的唯一方向，年轻人应该放下执念，回归现实，根据自身情况权衡利弊后再去选择，哪怕不能出人头地，能收获一份平凡的幸福也很不错。

　　山西晚报：这些素材是不是来源于您的学生？

　　梁晓声：是啊，我的学生中凡是回到自己原籍的，现在生活得都相对滋润。他们大多在省会城市有较好的工作，虽然我们北语既不是211，也不是985，但是在人文学科这方面还可以，另外当他们说自己的老师是梁晓声时，回去找工作还是相对好找的（笑）。而且他们所在城市的房价也相对低，他们在职场上也成为忠诚的、执行力很强的一些骨干，然后在那儿生儿育女，开上车，还经常到北京来看一下老师。当然，我留在北京的学生也很优秀，有的做了公务员，有的在出版社。但如果他们不是留在北京，换一个地方，他们身上很多方面的优势也许就能更好地呈现出来，在北京反而难。老师都希望学生幸福的，我就总为他们的住房问题操心。

　　从书籍中获得的能量超过任何一种财富

　　山西晚报：您说中文系可能在上世纪80年代是最好的专业，后来衰落了，最近这种情况有好转吗？

　　梁晓声：曾经有过好转。我2002年到北京语言大学的时候，我的班里有十几名男生了，以前都是女生多，而且他们都是冲着“中文”两个字来的。他们一来，你都挡不住他们的那种激情，要办刊物。当年北语的刊物办得还不错，还吸纳了周边高校的同学们来投稿，而且他们自己还办专栏，有评论、有创作、有诗歌，还颁过奖，我还给他们颁发过证书。但近几年，男生越来越少，最少的时候一个班里只有两三个男生。男生少到这种程度，如果又是个很内向不爱发言的，那课堂上的讨论之声都会是同一性别的人——女生的观点，让讨论本身有了遗憾。不同性别所发的声音，和那声音所表达的不同观点，这个碰撞其实是很有意义的。

　　山西晚报：这样的现状也是和中文的特点有关系。

　　梁晓声：中文是一个非常特殊的专业，它的特殊性就在于哪怕我是半瓶水，也可以晃荡得很厉害，装出特别深刻的样子。在这一点上，不仅学生如此，老师讲课的时候也会不由自主地如此。我们在听学过文史哲的知识分子说话的时候，总觉得有时貌似深刻，但是仔细琢磨起来又觉得不着调。其实，有些讨论是庄重的事情，不需要那么多诙谐，不需要那么多搞笑。幽默我们是需要的，但幽一下默就可以了，现在一些知识分子讲话的时候，会把许多场合都变得有娱乐性，一个人如果开场白不像脱口秀一样热一下场，好像就不能进入讨论。所以这可能是我们的一个问题。

　　但我始终认为学中文并非真的“无用”，因为从书籍中获得的能量，超过了任何一种家族财富。相当多普通家庭的儿女，从先人留下的文化书籍中获取力量，作家中这样的人就有很多。所以说书籍是一种绝好的东西，只是看你读到什么程度。事实上，《中文桃李》中的“我”最终在电视台谋得一份满意的工作，也得益于在中文系的学习。

　　山西晚报：这本小说中有很多幽默的细节，还设置了“作家梁晓声”这样一个人物，并且说此人的讲座《文学与人生》是“老生常谈，脱离现实”，连送票都送不出去。您还给书中人物安排了一段台词：“如果我来写‘人世间’，肯定比梁晓声写得好。”您为什么要在书里这样调侃自己？

　　梁晓声：上世纪80年代，像我们这些人读了一点书，就在相当长一个时期里太把自己当回事了。我们装出深刻样子，这个深刻要装，本身也很吃力，是最吃力的活儿，然后话也不好好说了，小说也变得晦涩了。其实小说就是许多人拿起笔来写人生，只要文字不错，都可以成为文学。在某个时期内，文学确乎起到了“启蒙”的作用，但在如今和平年代，作家伟大又能伟大到哪儿去？你不过就是个写小说的，你和科学家比起来有什么了不起的？就像搞音乐、做皮靴、酿酒、制香一样，作家这个职业也并不意味着高人一等。那些非要把小说拎在一个高处，好像多么玄妙的做法，都属于扯淡。我就是想表达这个意思，就调侃了一下。

　　写作就是门手艺和开面馆没多大区别

　　山西晚报：您书里的人物徐冉说“生活可以分为歌类的、诗类的、散文类的、报告文学类的、史诗类的”，您自己是哪种形式的生活？

　　梁晓声：我个人觉得七十多岁的人生走过之后，始终有那么一种想法，就是人这一生到底在追求什么？什么是最主要的？想来想去，除了“真善美”，其他都是过眼烟云。我从少年时期就在想我的人生这辈子就是“报告文学”，写实来不得半点的浪漫、抽象、虚伪，因为我的家里那么困难，父亲在外省，母亲体弱多病，还有一个生病的哥哥。虽然我那时看了很多小说，但也没有浪漫起来。

　　山西晚报：可您的作品还是会写情，《中文桃李》便写到了80后一代的爱情和婚姻。

　　梁晓声：实际上我从一开始写作，其实就是在写情，只不过这个情不仅仅是爱情。所以当别人问我《人世间》中哪些情感能打动我时，我说男女之情不会打动我，往往是友情，尤其是男人之间的友情。无论是《中文桃李》中大学同学对李晓东的无私帮助，还是《人世间》里“六小君子”的相互扶持，都写出了我对友情的看重。我们那个年代，男人为了这份交情是可以豁出命来的。我是知青的时候，比我年纪大得多的战友就对我非常爱护，所以我始终在强调友谊这件事情，可能就是因为我的人生中曾经有过那么好的友谊，成了我的一个心结。

　　我是不太愿意靠爱情线索来撑起一部书的，但我有时也会沾沾自喜，虽然70多岁了，写年轻人的爱情也还可以信手拈来（笑）。

　　山西晚报：《中文桃李》有改编成影视剧的可能吗？

　　梁晓声：我希望能出这么一部电视剧，为学中文的学子们出一部电视剧，而且这个事基本上是可以确定的，它就是要电视剧化的。我心目中的那个汪先生，我都物色好了，我喜欢范伟，我没见过范伟，但是我比较欣赏他的表演，他的整个面部表情，尤其在他眯起眼睛微微一笑的时候，我认为就是汪先生应该有的宅心仁厚。

　　山西晚报：您近期的创作打算是什么？

　　梁晓声：我现在正在做“退场”的事情，《中文桃李》是我的倒数第二本长篇小说，还有一本在写着，等写完了，不管水平怎么样，“梁记面食店”就要关张了！

　　山西晚报：为什么是“面食店”？

　　梁晓声：因为我觉得写作跟一个老师傅开一个面馆没有多大区别，无非就是要把面食做得好一点儿，把作品写得好一点儿，就是一门手艺。做了一辈子，我也就做到这个程度。人有的时候还是要放下，不要太执拗。现在是缸里还有一团面，这团面不能浪费，所以我说还有一部要写出来。

　　山西晚报：写完现在正写的小说，就真的不再写了？

　　梁晓声：没有下一部了，搁笔后我就是坐在路边晒太阳的老人了。

山西晚报记者　白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