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族融合在山西

 

　　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共中央政治局第九次集体学习时强调，自古以来，我国各族人民共同创造了璀璨夺目的中华文明，铸就了伟大的中华民族。要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推进新时代党的民族工作高质量发展。山西是华夏文明的重要发祥地，自古以来就是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重要舞台。从自然地理角度看，作为种植农业和畜牧业分界线的400毫米等降水线穿过山西境内，山西自北向南分为游牧区、半农半牧区和农耕区；从人文地理角度看，自春秋战国到明清，450公里外长城、400公里内长城横亘在三晋大地，“万里长城十三关”中的平型关、偏关、雁门关、娘子关、杀虎口关等五关都在山西，在全国各省中长城关口数量名列第一。山西不仅是一方历史的沃土，更是一方中原农耕民族和北方游牧民族交流融合的沃土。

 

智伯并仇犹

民族融合的典范

 

　　今天盂县所在的区域，在中华民族共同体演进史上，是有记载的最早民族融合事例“智伯并仇犹”的发生地。春秋时期，以畜牧为主的白狄人在盂县东部古城坪附近定居，建立了仇犹国。《地括志》记载：“并州盂县外城，俗名原仇。亦名仇犹，戎翟之国也。”立国百年后，公元前457年，仇犹被晋国的智伯所吞并。《史记》记载：“智伯之伐仇犹，遗之广车，因随之以兵，仇犹遂亡。”仇犹被并后，百姓从半农半牧的状态逐渐过渡到了农耕社会。从考古发掘证实，仇犹国并入晋国后，从只能烧制一些简单的陶器，到一定程度上可以量产青铜器，自此进入了青铜时代。战国后期，随着铁制农具推广运用，农耕文明逐步向更高纬度地区散射蔓延，曾经的仇犹故国，早已成了相对于“边关”的“内地”。

 

胡服骑射

农耕民族的宽厚和包容

 

　　楼烦，在战国时代是北方游牧民族所建立的一个政权，主要活动在晋西北地区，“三家分晋”后，将活动范围南扩至现在的娄烦县。赵武灵王在位初期，楼烦屡屡派出骑兵劫掠赵国边境。为了富国强兵，重振晋国时期的雄风，赵武灵王提出了“着胡服”“习骑射”的主张，旨在“取胡人之长补中原之短”。赵国推行“胡服骑射”后，收复了楼烦、林胡等北方游牧民族侵占的土地，并灭亡了中山国，国力显著提升，成了战国后期仅次于秦国的第二强国。《资治通鉴》记载：“当今之时，山东之建国莫强于赵，秦之所害亦莫如赵。”近代启蒙思想家梁启超这样评价赵武灵王的历史功绩：“商鞅者，秦之俾斯麦；而武灵王者，赵之大彼得也。”胡服骑射，这一革命性事件不仅是我国古代史上的一场军事革命，更是中华文明海纳百川、包容开放的标志性事件，奠定了中原农耕民族和北方游牧民族交流融合的基础。

 

孝文帝改革

游牧和农耕民族的融合

 

　　大同，曾作为北魏国都，当时叫“平城”，见证了1500多年前孝文帝那场事关游牧和农耕民族深度融合的大改革。北魏，是由鲜卑族贵族拓跋氏建立起的政权，最早活动在大兴安岭地区，后来随着不断扩张，统一了我国的北方地区。孝文帝是北魏的第七代皇帝，受身为汉人的祖母冯太后影响，积极推行“效法汉制”的改革，以适应农耕区经济社会发展和促进政权内民族团结稳定。为此，孝文帝下令鲜卑族人“言汉语”“改汉姓”“尊孔子”。同时，孝文帝在位时期，还修缮扩建了云冈石窟，使这座“胡风胡韵”的“中国皇家第一窟”闻名于世。2020年，习近平总书记在云冈石窟考察时指出：“要深入挖掘云冈石窟蕴含的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历史内涵，增强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如果说赵武灵王“胡服骑射”，是中原农耕民族向北方游牧民族的主动学习；那么孝文帝改革则是北方游牧民族向中原农耕民族的主动融入，他的改革，真正意义上促成了游牧和农耕民族融合的“双向奔赴”，更为结束魏晋南北朝长期分裂局面、重新走向国家大一统奠定了民族基础。

 

北都太原

兼收并蓄的盛唐精神

 

　　太原，是李唐王朝的龙兴之地，唐高祖李渊在此受封“唐国公”，起兵建立唐王朝；山西文水人、历史上第一位女皇帝武则天，将太原定为“北都”，与长安、洛阳并称“三都”。当时的太原交通发达，北出经代州、云州，可直接通往突厥、回纥诸部族。“茶马互市”制度始于唐代，太原作为与塞北诸地的重要枢纽，是贩茶商团的必经之地。因此，太原成了唐朝与北方游牧民族的商业贸易中心。唐代诗人王昌龄在五言《驾幸河东》中赞曰：“晋水千庐合，汾桥万国从。”描写了太原城里诸国、诸族商人与闹市区的繁华景象。此外，朝廷在娄烦设立牧马监，许多北方游牧民族牧马人为此南迁进入山西，时有“骏马甲天下”之称。李渊主政太原时，由于隋朝规定封疆大吏只能携带少量家属赴任，唐太宗李世民作为唯一陪同父亲在太原的儿子，被称为“太原公子”。当“太原公子”成为一代“天可汗”时，《资治通鉴》这样记载他对民族关系的看法：“自古皆贵中华、贱夷狄，朕独爱之如一，故其种落皆依朕如父母。”正是这种博大的胸怀，成就了“兼收并蓄、有容乃大”的盛唐精神，更谱写了中华民族共同体演进史上的华美篇章。

 

赵林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