各界人士在太原市天龙山仙居园悼念遗体捐献者 本报记者刘江摄

    本报4月1日讯 今日是太原市第四个“遗体捐献纪念日”，也是太原市遗体捐献纪念碑经本报报道呼吁，并参与建立的第六个年头。今年的纪念活动在天龙山仙居园举行，遗体捐献者家属、捐献志愿者代表、医护人员、高校大学生等近三百人，在遗体捐献者纪念碑前敬献鲜花，祭奠缅怀遗体捐献者。
    今年的纪念活动由本报与省红十字会、太原市红十字会、太原市民政局、太原仙居园发展有限公司联合举办，太原市卫生学校承办。活动当天一大早，遗体捐献者家属、捐献志愿者代表、医护人员、高校大学生都赶到了活动现场。有的家属把花篮摆在了纪念碑旁边，有的家属轻轻擦拭纪念碑的名字，还有的家属带了一小瓶酒，倒在了纪念碑前……在活动主持人的指引下，所有在场人员低头默哀，并把鲜花安放在遗体捐献者纪念碑前。“遗体捐献工作无论是对医学教育、疾病研究、救死扶伤，还是对于移风易俗、殡葬改革节省资源都有非常重要的意义。”太原市红十字会副秘书长田兆渠介绍：因为捐献者的亲属有了悼念和情感寄托的地方，太原市志愿捐献遗体的登记者越来越多。截至目前，全市有560位市民自愿登记捐献遗体，共有84例志愿者实现捐献，并实现眼角膜捐献38例。“感谢山西晚报，没想到我们当年的心愿得以实现，纪念碑的建成和纪念日的设立都离不开你们的努力。”遗体捐献志愿者家属说。
    2010年3月，本报记者在采访时了解到，因遗体捐献者去世后不留骨灰，也没有墓地，每当清明节，亲属们无处祭奠。记者随后对此事进行了报道呼吁，并联系协调太原市红十字会、太原市民政局、太原市仙居园发展有限公司，希望帮助捐献者家属实现心愿，建立哀悼墙或纪念碑。通过本报多方协调，此事最终达成。2010年4月，太原市遗体捐献纪念碑奠基。2011年，纪念碑建成。2012年，太原市将每年4月1日定为“遗体捐献纪念日”。

    ○特写

    父亲的角膜让人重获光明

    4月1日上午，“遗体捐献纪念日”活动开始前，身材魁梧的牛学军走到纪念碑前，他轻轻地将花篮放在了纪念碑前，用手仔细擦拭着纪念碑上父亲的名字——牛宝德。“爸，我看你来了。”他轻声说。
    牛学军的父亲牛宝德是一名遗体捐献志愿者。牛宝德生前是一名老知识分子。早在3年前，牛宝德老人就签署了遗体捐献协议。协议上还需要直系亲属签字，当时家人不同意，是老人硬逼着让他们签了名。老人在协议上写着：“尽管我经历过很多坎坷，但是我还是很幸运，我生活幸福，在生命终结时，我希望能为医疗事业做出最后的贡献。”“其实，我一直对遗体捐献非常抵触，老人不在后不能入土为安，还要挨刀，作为子女，我们心里难以接受。”牛学军说。
    今年1月老人病重，临终前，老人又补签了角膜捐献协议，并再三告诉家人，一定要实现自己捐献遗体的愿望。1月20日，老人去世，牛学军按照老人的嘱托，完成了老人的遗愿。
    遗体捐献仪式上，太原市红十字会的工作人员告诉牛学军：老人的角膜将使一个年轻人重见光明。前来吊唁的亲朋无不被老人的精神所感动，牛学军也渐渐理解了父亲的心愿。
    4月1日是老人去世后，牛学军参加的第一个“遗体捐献纪念日”。“我没想到纪念日这么庄严隆重，有这么多人前来纪念遗体捐献者。我为父亲感到欣慰和骄傲。”牛学军说。

    ○调查

    志愿捐献者年轻化中年人成为主力军

    2000年，太原市在全省率先开展了遗体捐献工作，至今，仍是全省唯一开展这一工作的城市。民众对遗体捐献的不理解、“落叶归根”的传统根深蒂固、没有政策法规的支持……遗体捐献工作一直步履维艰。
    遗体捐献工作发展现状如何？遗体捐献人群近年来有什么变化？遗体捐献工作还存在哪些难题……4月1日“太原市遗体捐献纪念日”，记者对此进行调查。

    遗体捐献工作起步艰难

    翻开志愿捐献遗体的登记本，巩象巽的名字列在第一。他是山西大学外语系副教授，也是全省遗体捐献的第一人。老人生前就立过遗嘱，还多次通过不同形式表达，希望去世后捐献遗体，为医学研究贡献最后的力量。
    2000年，老人逝世。为了实现老人最后的心愿，其子奔走了20多家单位后，找到太原市红十字会，最终将老人遗体捐赠给医学教育机构。从此，太原市才开始了遗体捐献的工作。“落叶归根的传统思想让大多数人对遗体捐献非常抵触。还有些人自己愿意捐献，但家人集体反对。”太原市红十字会副秘书长田兆渠介绍，有时候甚至捐献者本人和家属都同意了，但由于承受不了周围人的质疑以及世俗舆论的压力，最终有可能改变主意。
    从2000年到2009年，全市10年时间仅有112人登记了遗体捐献。从登记情况看，有捐献遗体意愿的多数文化层次较高，老革命战士、科技工作者占的比例较大。年龄结构以老人为主，大约在九成以上，中青少年非常少。虽然老人的器官衰老不适合移植，但对医学教学研究仍具有宝贵价值。

    志愿捐献者年龄明显下降

    2011年，太原市遗体捐献纪念碑建成。“这座纪念碑不仅是对捐献者和其家属意义重大，对于太原市甚至全省的遗体捐献工作来说也是一座里程碑。”田兆渠说。太原市遗体捐献纪念碑的建成不仅打消了有意向捐献者的顾虑，而且由于本报对此事的连续追踪报道，引起了社会对遗体捐献的广泛关注。“太原市遗体捐献纪念碑的建成是对遗体捐献者无私奉献精神的肯定，也让我们家属有了祭奠亲人的地方。”遗体捐献者家属说。
    纪念碑建成当年，就有30多人签署了遗体捐献协议。2012年新增80多人，2013年新增149人，2014年新增131人。目前，每年签署遗体捐献协议的人是工作开始前10年的总和。
    2011年后，捐献者的年龄明显下降，主力是50岁左右的人群，甚至还有80后和90后，60岁以下的人占到了六成以上。他们的身份也更加广泛，包括医务工作者、公务员、学生、工人、农民等。“捐献者年龄和身份的变化，说明遗体捐献正在被越来越多的人接受，随着捐献者年龄的下降，器官移植利用的几率会升高，会挽救更多人的生命。”田兆渠说。
    从2014年开始，省人民医院和爱尔眼科医院开始接收太原市遗体捐献者的眼角膜。截至目前，全市有560人自愿登记捐献遗体，共有84例志愿者实现捐献，并实现眼角膜捐献38例。

    遗体捐献工作亟待立法

    “遗体捐献除要摒弃传统观念外，还需解决一些现实中的困难。”田兆渠介绍：目前，无偿献血有《献血法》和地方法规支持，而遗体捐献从国家到地方都存在法律空白。捐献者与红十字会虽签订有协议，但捐献者去世后，其直系亲属却又反悔，因无相应法律规定，此类问题处理起来非常棘手。此外，捐献的遗体是否有人格权，家属对捐献者遗体的去向、具体用途及使用情况等是否有知情权等，都涉及到法律关系，无法可依给相关工作带来许多不便。
    其次，遗体捐献没有专项经费。国家并未规定遗体捐献工作由哪里来负责，太原市红十字会只是依照其他城市的先例，主动承担了这项工作。拉运遗体、慰问看望临终的捐献者以及其他办公经费已经让太原市红十字会不堪重负。同时，遗体捐献工作还需要民政、医疗等多部门协调配合。
    太原市红十字会呼吁，遗体捐献对科学普及、医学进步、殡葬改革、移风易俗和文明建设都有深远意义。希望尽快出台相关法规，使这一工作规范化、制度化，缓解遗体器官来源稀缺的矛盾，并填补在遗体捐献方面的立法空白，使人类互相“传递生命”的善举得以合法有序进行。

本报记者　王也

    ○链接

    太原遗体志愿捐献本报参与大事记

    2010年3月28日，本报刊登报道“清明将至 遗体捐献者亲人无处寄哀思”，呼吁为志愿者建立哀悼墙或纪念碑。
    2010年3月30日，太原市仙居园发展有限公司与本报联系，表示愿意为遗体捐赠者家属提供祭奠场地，并为逝者免费建立纪念碑和纪念园。
    2010年4月1日，由太原市红十字会、太原市民政局、山西晚报、太原市仙居园发展有限公司联合举办太原市遗体志愿捐献者纪念碑奠基仪式。
    2011年4月11日，太原市遗体志愿捐献者纪念园和纪念碑落成，太原市红十字会、太原市民政局、山西晚报、太原市仙居园发展有限公司联合举办落成仪式。
    2012年4月1日，太原市政府确立每年4月1日为遗体捐献者纪念日，太原市红十字会、太原市民政局、山西晚报、太原市仙居园发展有限公司联合举办首个遗体志愿捐献者纪念日活动。
    2013年4月1日，太原市红十字会、太原市民政局、山西晚报、太原市仙居园发展有限公司联合举办太原市第二个遗体志愿捐献者纪念日活动，并建立“家庭碑”，使同一家庭的志愿者名字能刻在一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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