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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进入地方两会时间，人事任免的消息变得密集起来。一些看似零散的现象背后，其实包含着很深的内涵，颇值得解读和思考。

 

   首先是省政协主席这一职务出现了较大范围的跨省动向。其中尤其值得关注的是，湖北省政协主席张昌尔调任安徽省政协党组书记，安徽省政协主席徐立全同时调任湖北省政协党组书记。这意味着，湖北、安徽这两个邻近省份，大概率会出现政协主席对调的现象。这是比较罕见的。省政协主席这个职务，传统上都由本地重量级官员当选，跨省的现象并不多见。以安徽为例，此前多任政协主席要么长期在安徽任职，要么既是安徽人又长期在安徽担任党政领导职务。如果一个纯粹的“外地人”当选了省政协主席，对本地政坛想必会有所触动。但也不必大惊小怪，以后这可能会成为“正常现象”。

 

不光是政协主席，副省长也出现了比较普遍的跨省或空降现象。贵州省近日任命了三位副省长，都不是本地官员，陶长海来自重庆，蒲波来自四川，魏国楠来自内蒙古。广西自治区任命的三位副主席，同样也都不是本地人或本地官员。这样的情况还出现在云南、内蒙等多个地方。原本以本地资深官员占据多数的副省长职位，出现了频繁的异地调任，这似乎正在成为一种新的趋势。

 

与这种现象相映成趣的，是今年出现的“打虎”新动向，即副省长落马的节奏“提速”了。今年一月份还没过完，中央纪委打掉的三只老虎全都是副省长。如果加上去年底落马的辽宁副省长刘强和河北原副省长张杰辉，则意味着近期“五虎将”全都是在任或原任副省长。这个现象会是偶然的吗？很难说。

 

十八大以来，在副省长位置上落马的官员，一共有三十多人。从时间分布看，2014年落马最多，大概是七个。从地域看，安徽省“拔得头筹”，共有四位副省长落马。虽然中央纪委也时不常密集打虎，但像今年1月份这样出现多名副省长被审查的，此前几乎没有过。

 

在地方政坛上，副省长属于并不十分抢镜、但又握有实权的人物，而且多数都是本地宿将。梳理那些落马副省长的履历可以发现，他们大多从本地基层起步，曾经担任地级市的党政主官，或者在省属国企当过一把手，或者两种履历皆备。能够完成从正厅级到副省级这关键的一跃，而且得以身居实职岗位，要么是因为本人具备一定的资历和才干，要么拥有相对雄厚的人脉资源。他们在晋升之后，不仅分管着各自不同的领域，同时在原任职地区或部门仍然保持着相当的影响力，说话很有分量。2017年年初落马的甘肃副省长虞海燕，就是一个典型。他虽然不是甘肃人，但主要从政经历都在甘肃，先是担任酒泉钢铁的总经理和董事长，后来又调任兰州市委书记。在市委书记任上，他开始大肆培植私人势力，大搞团团伙伙，很多酒钢的亲信都被他安插在兰州市的核心部门和核心岗位上。中央纪委的通报就直指，虞海燕严重损害甘肃省特别是兰州市的政治生态。

 

2016年落马的安徽副省长陈树隆，也是一个极富内涵的标本。在当地政界和民间，他都被视为很有能力的人。他的头上有两顶耀眼的光环，一是“最懂证券的副省长”、一是“安徽股神”。在进入地方任职之前，他一直是安徽金融探索的核心人物，一手打造了国元证券并担任首任董事长。在合肥副市长的任上短暂过渡之后，他踏入重镇芜湖，在那里深耕八年之久，最终晋升副省级。陈树隆落马之后，中央纪委对他的审查通报格外严厉，痛斥他毫无政治信仰、毫无道德底线，“既想当大官、又想发大财”，尤其直指他“政治上攀附、经济上贪婪、道德上败坏”。在官方通报中，“攀附”这个词用在某个人身上，往往说明政治问题很严重。如果套用古诗词的话来说，就是这个人曾经“手可摘星辰”。一方面根基深厚，另一方面有通天之术，这样的副省长拥有怎样的政治能量，也就可想而知。

 

十八大以来落马的副省长，绝大多数都是树大根深的“本土政治精英”。长期在一地任职，门生故吏旧交盘根错节，由此形成了极度板结的政治土壤。这些副省长虽然可能不是省级常委，但相对于那些经常流动的领导干部，他们的势力更为雄厚而隐蔽，往往更难撼动。有人说，宁可得罪省长，也不能得罪副省长，根本的原因或许就在这里。一旦你被“铁打的营盘”视为异类，可能将再无存身之地。如此一来，地方上的政治土围子势必越来越固化并呈现层层叠叠之势。他们相互渗透又相互挤压，由此形成了地域政治的“复杂”态势。有的地方官场让人看不透，原因也多在这里。

 

近年落马的多位副省长身上，还有一个共同特点，就是曾在省属国企长期担任一把手。比如陈树隆之于国元证券，虞海燕之于酒泉钢铁，刘强之于抚顺石化，季缃绮之于鲁商集团，李贻煌之于江西铜业。从国有企业事业单位选拔干部到党政机关任职，是过去的一个惯例，有的省属国企一把手本身就是所在地市的常委。往好里说，这些干部多数都有经济工作经验，重用他们有利于地方经济发展，但如果说有什么隐患，那就是可能把一言堂作风和商品交换原则带入政坛。在这方面有所警惕和防范，丝毫也不让人感到意外。

 

领导干部在一个地方一待就是十多年，这样的任用方式不正常，对领导干部修身齐家也不利。新近落马的陕西副省长冯新柱，是个很难找到劣迹的人。不仅在网上难觅非议，就连消息灵通的本地媒体也没有挖出什么名堂。看起来他唯一的“毛病”，就是在铜川任职时间过长。从副市长到市委书记，他在铜川一干就是十多年，一直都在努力实现铜川的转型，想把铜川打造成西安的“后花园”。在地方官场上，“脚踩西瓜皮”的干部很难出政绩，但对地域政治生态的影响也较小，最怕的就是这种“江流石不转”的人物，他们容易形成权威，但更容易被唯我独尊的幻觉惯出毛病。别的不说，光是逢年过节的那些贡奉，攒起来就够判个十年八年的。

 

副省长被高光“点亮”，可以理解为全面从严治党正在“推向纵深”。所谓政治精英的“本土化”可能会成为一种历史话语，而地域政治的潜规则将会一步步被瓦解。那些隐蔽的，会被暴露在阳光之下。那些固化的，会被一举撬得酥软。作为领导干部，最应该放弃的就是“地盘”思路，否则就难免被“秒杀”。这是一场意味深长的洗牌，但同时，它也是对地域政治生态的深层再造。只有适应这样的政治变革，才有可能参与实现伟大梦想的历史进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