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儒林书记答记者问

 

全国人大代表、省委书记王儒林回答记者提问。本报记者 李联军摄

　　中央电视台记者：我想请问王儒林书记，在过去一年山西的反腐正风的力度很大，但同时我们也注意到，在山西过去一年同样持续增大的还有山西经济的下行压力。在您看来，山西的经济下行和反腐败之间是怎样的关系？目前，社会对为官不为的议论很多，山西本土查处的官员很多，不知道这是否也是导致干部不想作为、不想做事的原因呢？

　　　　王儒林：山西经济下行的原因是多方面的。至于腐败和经济的关系，可以说，腐败是严重破坏经济健康发展的毒瘤。我可以举不同类型的事例来说明腐败对山西经济是怎样发挥这个破坏作用的。

　　　　比如，去年我们查处的一个省金融机构党委书记、董事长，在给企业贷款的时候，要求企业正常地付息之外，还要以2%的顾问费的形式支付给他个人控制的公司。这位董事长还以银行的名义，发起成立了基金会和飞行俱乐部，他挪用基金会和俱乐部的资金到自己的公司使用，非法获利。这位董事长还组织了12家企业各出资3420万元，花了3亿9000万元，从国外购买公务机方便自己使用。这位董事长生活也很奢靡，长期饮用从韩国空运的牛奶。他表面上是国有金融机构的董事长，实际上假公济私，损公肥私。这样的腐败越多，腐败成本就越高。我们适应经济发展新常态，要去企业成本，更要去腐败成本。

　　　　我再举一个例子，我们查处的一个厅长，有一个素不相识的老板找他办事，他犹豫，老板就从他的桌子上拿了一张纸，写上“给你3000万，干不干”，厅长看完之后，老板马上就把它塞到嘴里吞到肚里去了，厅长一看，此人可靠，事办了，3000万也如数收到了。这样的腐败，严重扭曲了市场对资源配置的决定性作用。这样下去，干部倒下去了，能拿到资源的也不是最优秀的企业，而是最能送钱的，在激烈的市场竞争中，这样的企业也会垮下去。

　　　　我还想再举个例子。我们查处的一个副市长，私欲膨胀，胆大妄为，他在北京看中了一套1420万元的别墅，让老板专程到北京给他付款买下来。他在海南游玩的时候看中了一套海南的房产，就让陪同游玩的老板当时就出钱给他买下来。还有一户企业投资兴办煤矿，原来计划两年半建成，这位副市长向这个企业要干股钱，企业老板拖着没给，副市长就百般刁难，8年没有建成，老板一看没有希望，无奈就想把这个正在建设的煤矿转出去。副市长说，你不给干股钱，你自己想干干不成，你想转也转不出去。结果，老板给了他上亿元，才把煤矿转出去。我联想到，山西119个县市、区，去年财政收入最少的3300万，排在后9位的都是贫困县，这9个贫困县的财政收入加在一起6.07个亿，这位副市长贪腐的金额，现在查实的6.44个亿，超过了9个贫困县去年一年的财政收入。这种腐败不仅严重破坏经济发展，而且直接败坏干群关系，动摇党的执政基础，如果这么发展下去，经济搞不好、上不去，而且还将民不聊生，党将不党，国将不国。

　　　　至于反腐败和为官不为，不是因果关系，恰恰相反，我们山西的实践证明，反腐败、净化政治生态、从严治党、从严治吏，有利于清除害群之马、驱逐劣币，有利于把良币找回来、把好干部用起来，有利于我们惩恶扬善，调动广大干部干事创业、为党和人民工作的积极性。像刚才吴政隆同志讲到的，太原城中村的改造就是一个有力的证明，正因为省、市严肃查处了城中村干部的腐败问题，调动了各级干部的积极性，而且公开透明、阳光操作，所以才取得了城中村改造的成效。事实证明，发展必须廉洁，廉洁促进发展。

　　山西反腐败压倒性态势正在形成

　　　　人民日报记者：请问王书记，山西之前发生了这种塌方式腐败问题，不知道这一年来您觉得山西这种治理塌方式腐败问题力度够不够，措施有没有到位，还有没有空白地带？

　　　　王儒林：治理系统性、塌方式腐败问题，是以习近平同志为总书记的党中央交给新的山西省委的重大政治任务，也是全省人民的期盼。反腐败是一场输不起的斗争，不论有什么风险、有多少挑战，我们都义无反顾、铁腕反腐。一年多来，我们坚决贯彻执行党中央、中央纪委对山西工作的指示要求，始终坚持零容忍、全覆盖，有腐必反、有贪必肃，时刻瞪大眼睛，“老虎”“苍蝇”都不放过。2014年9月到今年1月，在17个月里，全省各级纪检监察机关立案28668起、处分31164人，这其中，结案处理和正在立案审查的厅局级干部129人，移送司法机关34人；结案处理和正在立案审查的县处级干部1565人，移送司法机关157人。通过不断加大反腐败力度，形成和保持了“三个高压态势”，解决“不敢腐”的问题收到了明显成效。

　　　　您还问到，山西反腐败有没有空白地带？这个问题确实很重要，也是老百姓普遍关心的问题。我们在调研当中也发现，曾一度存在着“上面九级风浪、下面纹丝不动”，还有“中间波澜不惊”这样的问题。实际上，这是反腐败力度逐级递减。我们采取牵牛鼻子的办法，对各级党委、纪委压实“两个责任”，特别是对不履行“两个责任”的严肃问责。去年，全省对1520名落实“两个责任”不力的干部进行了追责，其中836人受到党纪政纪处分。我们还加大了巡视工作的力度，去年在完成常规巡视的同时，实现了对县市、国有骨干企业、金融企业、高校4个板块的全覆盖。我们还在全省深入开展以解决群众举报乡村干部腐败为切入点，专项解决发生在群众身边的腐败问题，全省查处农村干部15612人，其中，村党支部书记、村委会主任8653人次，遏制了“蝇贪成群、其害如虎”的势头。反腐败“零距离”、直接惠及了人民群众。全省“零容忍”、全覆盖、大力度坚决反腐，去年中纪委收到我们山西省的信访举报量也明显下降，我们省比全国的平均增幅低34.1%，其中重复举报下降了57.3%。山西反腐败的实践证明了习近平总书记所指出的：反腐败取得了重大成效，赢得了人民群众对党的信任和支持，反腐败压倒性的态势正在形成。

　　中央对山西广大干部是充分信任的

　　　　中国日报记者：当前反腐面临的最大难题是什么？怎么解决？社会上关注一些山西官员主动找到组织交待问题，那这些问题干部交待了问题之后是不是就没事了？有人说，山西发生了严重的腐败问题，中央不信任山西干部。您对这些问题都是怎么看的？

　　　　王儒林：当前，反腐败形势依然严峻复杂，我们将继续坚定不移始终保持“三个高压态势”，以最坚决的态度减少腐败存量，以最果断的措施遏制腐败增量。对十八大以后仍然不收敛、不收手的，对问题线索集中、群众反映强烈的，对在重要岗位将来有可能提拔重用的，尤其是对政治问题和经济问题交织的，顶烟儿冒出来的增量，发现一起查处一起，发现多少查处多少，让不守政治纪律和规矩、继续腐败的，付出代价。

　　　　对于减存量和遏增量，我感到，减存量难度更大、更棘手，任务更艰巨。在17个月，我们立案28000多件，处分31000多人，主要是存量。去年11月，我在约谈市委书记和市纪委书记的时候，也分析过。从省委巡视5个市、44个县、11个高校，加上前两轮巡视情况看，发现问题线索93.04%是2014年9月之前的问题，主要是十八大之前的问题。也就是说，发生在新的省委领导班子高压反腐之前。为了减少腐败存量，我们在全省开展了腐败问题线索大起底，力求把山西发生系统性、塌方式严重腐败问题的底子清出来，而且不定指标，上不封顶，凡腐必反，有贪必肃，除恶务尽。

　　　　我们还坚持拔烂树、正歪树、治病树、救森林，坚持依法办事、惩前毖后、治病救人，坚持具体问题具体分析，区别对待，宽严相济。按照党的一贯政策，组织上对犯了错误想改正错误的同志、主动交待问题的同志，应该创造条件、提供机会。我们注意把有问题、主动找组织交待说清楚的，和不相信组织、甚至对抗组织调查的严格区别开来，我们注意把握了“六个区别对待”。截至今年2月底，全省已经有1556名同志主动找组织交待问题，积极退钱退物。这是个好现象。对能救起来的这些同志，还是要尽量地挽救，不要让他们在犯错误的道路上越走越远，也不要让他们在违纪违法的泥潭当中越陷越深。

　　　　对主动讲问题的这些同志，我们认真对待，具体问题具体分析，不搞一刀切。分别采取重处分、组织调整、轻处分、诫勉谈话等等办法处理，充分体现了王岐山书记提出的“四种形态”的要求，体现了党的政策。现在从总体上看，主动找组织交待问题的同志，是认理、认账、认责、认罚、认改、认干。

　　　　您还问到，现在对山西干部的一些议论。实事求是地说，我也听到了一些说法，包括有的说山西干部被打入另册了，甚至有的说山西干部十年翻不了身等等。我认为，这些说法都不符合实际。山西广大干部在思想上政治上行动上与以习近平同志为总书记的党中央是坚决保持一致的，听党话、跟党走的。中央对山西广大干部在政治上是充分信任、高度重视、亲切关怀的。特别是在深入反腐、净化政治生态，从严治党、从严治吏，重构良好政治生态的前提下，我相信，山西广大干部会不断涌现出更好、更优秀的同志，山西干部会不断成长起来。

　　初步实现选人用人风清气正

　　　　凤凰卫视记者：这个问题还想请教王儒林书记，您刚才讲了很多反腐，我们现在很关注是否有人可用的问题。总理在政府工作报告中提到，干部作为不作为的问题。去年您在这个场合曾说过，山西省管干部就300多个空缺，而且用人选人、不带病提拔您认为是个棘手的问题。现在我想请问，这300个空缺的怎么样了，您认为的棘手问题是否解决了？

　　　　王儒林：去年这个时候，由于多种原因，我们省管干部确实空缺300多人。新的省委面对这个问题，我们没有急于选人用人，而是从清理两支队伍着手，整顿用人腐败和用人的不正之风。这两支队伍一个是组织，一个是纪检干部队伍。在中纪委和中组部的总体安排下，结合山西实际，我们先清理门户，解决打铁首先自身硬的问题。去年全省组织系统排查处理问题干部305人，纪检系统排查处理问题干部534人。在整顿这两支队伍的同时，我们坚持先立规矩后选人，先后出台了6个文件，主要是防止干部“带病提拔”，对干部选任工作中的一些敏感环节、模糊地带都做了明确规定。我们还在全省深入实施“三个一批”，不搞政治运动，也不搞人人过关，主要是采取“六查”的办法，来甄别、识别干部。我们对7万多名干部进行了甄别，核查处理了有问题的是5122人，同时对虽然没有违纪违法，但“为官不为”，在其位不谋其政的干部，该免的免、该降的降，调整退出了860人。省委还立下一条铁律，凡是没有经过“六查”的干部一律不动议，动议之后不论在哪个环节、哪个阶段发现问题都放下，查清问题。我们还在全省深入核查干部个人报告事项，抽查了12000多人，对其中不如实报告的2499人，取消任用资格、组织处理和党政纪处分。我们还实行“六个全程”，强调在干部的选任过程中全程留痕、全程署名。为了更好防止干部“带病提拔”，我们还注意发挥群众监督的作用，把原来规定干部任用公示不少于5个工作日延长了1倍，对群众举报不论是署名、还是匿名的，坚持有举报必查，对查清没有问题的，也还干部的清白，大胆提拔使用；对群众反映强烈的，就暂缓使用，等等。到现在，新的省委共讨论任免干部828人次，其中提拔266人，还没有发现说情打招呼、跑官要官、拉票贿选、买官卖官的，可以说初步实现了选人用人风清气正。选人用人按习近平总书记指出的就是风向标，选一个人，就等于树起了一面旗帜。下一步我们将继续高度重视，不断完善选人用人机制和措施，进一步把工作做好。

　　实施“六权治本”，把权力关进制度笼子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记者：党中央曾经提出反腐败要标本兼治。您到山西工作后，提出了一个叫“六权治本”。这一年多来，“六权治本”是否管住了山西的权力的任性，是否能够从根本上来阻止发生在群众身边的腐败问题？

　　　　王儒林：高压反腐治标，可以说为治本赢得了时间，赢得了空间，创造了条件。我们在治标的同时，按照习近平总书记“把权力关进制度的笼子里”的要求，探索形成不能腐的防范机制，在治本上下功夫。“六权治本”，是依法确定权力、科学配置权力、制度约束权力、阳光行使权力、合力监督权力、严惩滥用权力。把权力关进制度的笼子里，我看好比给有权力的领导干部戴上“紧箍咒”，人民群众都是“师傅”，都会“念咒”，想搞腐败的干部就搞不成。比如，“低保”问题是群众切身利益老百姓普遍关心的问题，不同程度存在着关系保、人情保、错保、漏保等问题。按照“六权治本”，改变过去的做法，实行个人申报，村“两委”讨论，村党员和村民代表评议，乡镇入户调查，报县民政部门批准。每个环节都公开透明，张榜公示。这样，想运用权力搞点名堂就不容易了。长治市壶关县的树掌镇，2014年拿“低保”的893人，采取了刚才说的办法，把其中151人不符合条件该退的退出去，同时把全镇符合条件的207人该进来的进来了，现在全镇一共是949人享受了“低保”政策，做到了应保尽保，老百姓高兴。再比如城中村改造商铺的配置，太原市万柏林区下元社区，采取建立三轮抓阄、公证处公证、匿名竞拍制度，把城中村改造后59个商铺配置到群众手中。老百姓说，“我们也可以和干部竞争一下商铺的好地段了。”这种办法，没有投诉的，百姓满意。实施“六权治本”，各地还搞了“两清单”、“两张图”、“两平台”等等，干部会操作，群众看得懂。实践证明，按照这样的办法，如果我们坚持落实到位，可以建立起“不能腐”的防范机制，把权力关到制度的笼子里，解决制度治权的问题。

　　“革命兴煤”解决煤炭供给侧问题

　　　　中国经济时报记者：面对山西现在的经济困境，请问今年是否会把工作重心放在经济建设上来？习近平总书记有提到供给侧的结构性改革，请介绍一下山西这方面的情况，是出于什么样的考虑呢，如果可以的话能不能重点谈一谈“去产能”？

　　　　王儒林：实际上自从2014年9月以来，山西新的省委领导班子始终是坚持“两手抓”，省委提出的“五句话”总要求，“六大发展”战略，做好煤和非煤“两篇大文章”，煤炭的“六型转变”，非煤发展七大产业，在科技创新、民营经济发展、金融振兴三个方面实现突破，等等，都是在抓发展、抓经济。下一步，我们将继续坚持“两手抓”。

　　　　您问到习近平总书记提出的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我们感到这个问题的提出意义重大、切中要害。从山西情况看，经济的困局有需求侧的问题，但主要的病根在供给侧，要害是“结构性”，产业结构“一煤独大”，要素结构过多依赖资源投入等等，不适应市场需求结构变化。山西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怎么改？我们首先还是要盯住煤炭，彻底改变挖煤、卖煤、烧煤这样的老套套，扩大有效供给，强化优质供给，创造新的供给。用学习习近平总书记新的发展理念和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思维来看山西今天的煤炭问题，解决煤炭的供给侧问题，我想说，“三个着力抓好”。第一，就是着力抓好煤炭的清洁化、高端化、精细化、差异化。归根结底，办法要靠创新。比如传统的煤转化成油，它受国际油价的制约，国际油价低到60美金的时候企业打平，油价再低企业就亏，现在油价是30美金左右，我们要走发展高端产品的路子。像煤制高端燃油、煤制高端润滑油、煤制高端溶剂油等等，价格高，市场的潜力也大。不但是油品，我们还可以生产系列高端蜡产品，像氧化蜡、微粉蜡、高熔点费托合成蜡等等，而且许多这样的产品，煤基的比石油基的更有优势。这不是设想，潞安集团有的产品已经投产，有的陆续投产，有的深入研发，前景非常好。我们就是要按照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办法，对企业全力支持，做大做强。第二，要着力抓好煤炭伴生资源的开发利用。煤炭可以说浑身都是宝，常量元素12种，微量元素86种。比如说煤炭含锂，锂是非常重要的金属元素，专家预计全世界需求将以20%的速度增长。我们国家的锂资源主要是在盐湖和锂矿石中，过去没有重视煤炭中含锂，去年有关科研机构在我们平朔煤矿发现伴生大量的锂矿资源，而且可以供工业开发利用。经过测算，它的潜在价值量相当于煤炭自身的价值。而且煤中不仅是锂，还有镓，有钪，有锗，有钇，等等可以实现工业利用的宝贵资源。我们山西煤炭中还发现了“煤珀”，实际上和“琥珀”是一样的，都是有机树脂形成的化石，是难得的宝石。在我们的长平、五羊这一带发现煤炭里含有大量的“煤珀”，有关机构预测，它的潜在价值量超过煤炭资源。所以说，我们要咬住煤炭伴生资源的开发利用这个目标不放，力求在科技创新上实现突破，煤中伴生资源开发利用的潜力非常大。第三，着力抓好煤炭替代石油基产品的研发、推广和应用。比如甲醇，就是很好的车用替代燃料。工信部从2013年在我们山西晋中试点，现在各方面的数据资料证明，甲醇作为汽车燃料，节能、环保、减排，经济效益也好。尤其我们国家基本国情是缺油少气，但是煤多，我们国家必须解决石油替代问题，煤炭将是最好的替代资源的选择，这件事做好了，对国家能源安全意义重大。我们要解决存在的诸多问题，全力抓好。

　　　　总之，我们山西要下决心走出“革命兴煤”的新路，解决煤炭供给侧问题。煤炭表面看是黑的，实际上是干净的、是绿色的；煤炭也是宝贵的，我们要全面开发利用；煤炭还是“高尚的”，它燃烧了自己，温暖和照亮了别人。我希望媒体朋友能多一些给煤炭正名、恢复名誉。当我们重新认识了煤炭，就等于重新认识了山西，我们山西做好煤炭这篇大文章之日，就是彻底改变形象之时。

　　山西文化旅游资源丰富多彩，越深耕细挖就越有价值

　　　　光明日报记者：王书记您好，您一直在大力推进山西省的文化建设，请问文化建设对于解决山西省腐败问题，以及面对解决经济下行压力能否起到一定作用？

　　　　王儒林：刚才，记者朋友问我那么多问题，基本上都是比较沉重的话题，您这个问题就不一样了，您终于说到我们山西的文化了，我感到很高兴。正像您所说的那样，我到山西以后比较注意学习、理解山西历史文化深厚的底蕴，力求多一些历史文化的思考。我对来山西的客人、外宾介绍山西省情的时候，说的比较多的是五句话，这就是“山西历史悠久、文化灿烂、人杰地灵、资源丰富、贡献突出”。说山西历史悠久，我感觉突出的是“三个一”：一个是“一缕曙光”，这就是1994年中美联合考察，在山西垣曲发现了“世纪曙猿”化石，它的科学含义是“类人猿亚目黎明时的曙光”，经过测定“世纪曙猿”时间是4000多万年前，它的意义在于丰富了“人类起源说”。二是“一堆圣火“，这是国务院命名的运城西侯度文化遗址，考古专家在这里发现了人类180万年前用火烧的兽骨，把人类用火的历史向前推进了100多万年。三是“一座都城”，这就是去年6月18日，中国社会科学院在北京召开新闻发布会，对外发布了临汾陶寺经过近40年发掘的成果。陶寺文化遗址是一座都城，这座都城的规模宏大，280多万平方米，相当于北京4个紫禁城的面积，陶寺古都城有城墙、宫殿、贵族区、平民区、手工业区等等，出土了大量十分宝贵的文物，包括朱书文字。在这之前，我国最早的是殷墟文化遗址，它是商代后期的，陶寺文化遗址比殷墟文化遗址，甚至比整个商朝都早了700多年。陶寺文化遗址也比我们国家商朝之前的夏朝就是公元前2070年到公元前1600年的夏朝还早了300多年。著名的考古专家、历史学家研究考证，初步认定陶寺文化遗址就是尧都，和我国历史上记载的尧时代是高度吻合的，把我国历史至少向前推进了500年，成为中华民族5000年文明史最新的重要支点和基石。那么尧之后是舜和禹，禹之后是夏商周，舜和禹，夏商周在山西都有大量历史文化遗迹，到周成王桐叶封弟、叔虞入唐，后来他儿子燮改国号为晋，从西周到春秋战国，晋国延续了640年，其中150年称霸中原，之后秦、汉、三国、西晋、东晋十六国、南北朝、隋唐、五代十国，宋、辽、金，一直到元、明、清，在这一历史长河中，我们山西的历史文化依然波澜壮阔。

　　　　现在如果大家到山西看看，有云冈石窟、五台山、平遥古城，我们山西的山水太行山、吕梁山、禹山、历山、芦芽山、王莽岭、北岳恒山等等，我们山西的盐湖、圣水湖、娘娘滩、老牛湾、汾河、桑干河、滹沱河、壶口瀑布、黄河风情等等，有山有水就有关口，雁门关、偏头关、宁武关、平型关、杀虎口、黄崖洞等等。刚才说的历史古迹不仅是尧之前的炎帝陵，还有舜帝陵、禹王城，说到城，我们山西的长城是著名的，非常有特点，特别是关公故里、晋祠、鹳雀楼、大槐树、王家大院、乔家大院等等。那么说到佛教文化，佛光寺、南禅寺、华严寺、广胜寺、普救寺，包括道教的永乐宫等等，山西这些文化资源是独特的，所以说，5000年中国历史看山西当之无愧，而且包括4000万年前、180万年前看山西。我们山西幅员面积仅占全国的1.62%，但是我们国家元代以前现存的木构古建筑的75%在山西，这不能不说是一个奇迹。

　　　　刚才您问到文化对当前反腐、从严治党的作用，我们正在大力弘扬山西源远流长的法治文化、博大精深的廉政文化、光耀千秋的红色文化，包括刚才说到的丰富的历史文化，对于我们今天深入开展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斗争，解决“不敢、不能、不想腐”的问题，都将发挥重要的历史文化的特殊作用。同时，我们还努力把文化旅游作为非煤产业的首位产业，省委、省政府全力推动，努力发展好。我们有关部门计算，如果海外一名游客来山西平均消费360美金，相当于山西出口一吨半优质焦煤，如果一个国内客人到山西消费960元，相当于出省两吨动力煤，现在还不止两吨，而且纯绿色没有污染。山西的历史文化旅游资源丰富多彩，很有特色，是一个宝藏，和煤炭不一样，文化旅游资源我们越是深耕细挖就越值钱越有价值，所以山西发展文化旅游产业的潜力是巨大的。我非常欢迎媒体朋友对我们山西进行监督，但是更希望媒体朋友给我们山西加油，希望大家多到我们山西来，来休闲、度假、旅游，谢谢各位。

　　采访实录由本报记者尚慧辉刘宇杨文记录整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