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明将至,又到一年思亲时。虽每个人所思之人之事各异,然而那一份份浓郁的思念之情却都同样感人
二哥
二哥牛志猷长我4岁,小时一个被窝睡大。因父亲去世较早,他是兄又似父,对我这个小弟耳提面命,关怀备至。
二哥一生给我最深刻的印象是:历尽磨难,百折不挠;诲人不倦,教育有方;助人为乐,终生不悔。
我的老家在晋西北兴县蔡家崖北坡村。这里素有红色小延安之称。当年晋绥边区政府就设在我们家的院子里。记得小时,因天灾人祸等因素,家里极度贫困。为了活命,母亲忍痛将二哥给了人。10岁的孩子在山里放羊,遇过豺狼,挨过打骂,解放后才回到家中。后来讲起那段日子,他不怨父母,不怨社会,只把它当做人生的一次特殊历练。
1962年是我们家的多难之秋。父亲、祖母相继去世,我高考落榜,家中气氛一片萧瑟,二哥面临大学毕业分配。我家多年住在太原,母亲年迈,需人照顾。在毕业分配会上,不少人找借口欲留太原。二哥不争不抢,毅然选择到艰苦的古交山区任教。当时的古交,山道弯弯,交通不便。为了锻炼意志,二哥每次回家,大都选择步行。早上摸黑启程,晚上点灯到家,50多公里山路,到家后,满身风霜、满脚血泡。他只是笑笑说:“这才叫锻炼。”二哥一生,经历了各种磨难,体味过伤感离别,全凭着一股勇气和毅力挺了过来。
二哥一生重视教育,从事中学及师范教学多年,将学生视若子侄,在教学上因材施教,一丝不苟。传授知识的同时,更注重道德品质教育。为了不让一个学生失学,他曾每月从菲薄的工资里取十分之一代学生交生活费。出自他门下的学生,人才济济,可谓桃李满天下。
二哥是我们五兄妹中最有才华的一个。小学、中学时代几乎每年张榜公布,都是全年级第一名。他富文才、懂音乐、擅书法,但为人低调,不事张扬。写诗作文,雕章琢句,不到满意,不轻易出手;馆阁体书法,无出其右者,终不敢参加书法家协会。
二哥的一个重要特点是助人为乐,尽心竭力。一生虽无官无位、无职无权,却凭一副热心肠,帮尽天下有求人。就我所知,老乡、同学、朋友、熟人、生人,只要有事找上门来,他总是尽心尽力地帮忙。诸如孩子入学、就业、找对象;改文章、写序言、出版书,甚至连住医院、找律师,他都不轻易拒绝。他好说:“人托人滚动天地”“上山擒虎易,开口求人难,没事谁愿意求人。”
二哥的后半生是在《太原日报》副刊部当编辑,这可谓是专业对口,得其所哉!按理说,在编好稿件的同时,尽可发挥其文才,或写诗或撰文,出它几本文集。我和弟弟曜春多次劝他将自己的诗词、文章乃至书法作品编辑成册,尽快出版。遗憾的是,他太过追求完美,太过相信人生百年,或者说,他太过热心为人做嫁衣,助人为乐。正如他的学兄、书法家戴绍敏先生在《致志猷学弟》的挽词中所说:“志猷学弟任《太原日报·双塔》副刊主任编辑多年,经手的文字以亿万计,提携的人才亦不可胜数。离职以后,无暇赋闲,多次为朋友、同窗(包括我)修改校对书稿,跑出版社,致使自己的写作计划不能实现。自己年近八旬,鳏居寂寞,不愿为外人道,其情可悯,其志可嘉。”“为他人做了嫁妆,自己却空空行囊,苦了生活,却不辜负时光。”再如同窗好友在挽联中所写:“叹终生忠厚同窗难再得,哀一世勤劳老友不重来。”这些夸赞之词,实不为过,非常中肯。二哥虽已仙逝,但英容宛在。他的人格和品德,为学生所景仰,为后辈所望尘。
牛志平
写给母亲
母亲52岁那年不幸患上淋巴癌。那正是她和父亲刚刚给爷爷养老送终的第二年。躺在病床上的母亲,这才有了歇歇脚的机会,也才有机会对我讲述她过往的经历,从而让我真正懂得“生活”两个字沉重的内涵。
母亲1946年出生在甘肃秦安。当时外公刚从西北联大毕业,在“国防部”织呢厂工作。作为家中长女,母亲格外受宠。后来,母亲又跟随在西安建筑工程学院工作的外公来到咸阳,直到12岁,外公被打“右派”。也就是从那时起母亲的命运被彻底改写。
母亲说:“正是麦子成熟的季节,火辣的太阳照得人睁不开眼,你外公被送到马兰农场劳改,家属遣返原籍。你外婆带着我们姐弟3人在闻喜下了火车,雇了个脚夫。一头担着你舅和你小姨,一头担着行李,你外婆拉着我,一路哭着回到刘峪。”
初中未毕业,作为长女的母亲开始了生产队的劳动,偶尔会偷偷到公社的棉加厂干临时工。这时,谁又能将眼前又黑又瘦的她同当年那个说着普通话为演出报幕的洋学生联系在一起呢?母亲虽不爱言语,这艰难与困苦却深深刻印在母亲心里。她弥留之际,对坐在旁边暗泣的外婆说:“我怎么梦见计工员把我工分记到了别人的名下了呢?”
18岁那年,母亲和父亲结婚。父亲与母亲靠着微薄的工分养着一家老小,但母亲从没有抱怨过父亲。改革开放后,胆小谨慎的父亲守着几亩薄地,口袋依然干瘪。因为拿不出60元的高考复读费,我责怪父亲,母亲为此严厉地数落我。羞赧的我,几十年后对当年的场景依然铭记在心。
母亲是个性格内向的人,但她的内心却丰富多彩。雨天和晚上,母亲常常捧着书读。我们母子有时会对小说的人物、散文的情节进行讨论,有时母亲的观点会让我这个自诩写材料的人感到赧颜。
透着书香气的母亲是个善良的人。她从不在背后议论他人,对家人更是照顾。生产队下工回来,上锅灶帮奶奶准备一家人的饭。等一家老小都上了饭桌,她才坐在灶边,随时准备为大家添饭。爷爷奶奶换季的衣服,她总是提前备好。爷爷临终时对我说:“我这一辈子没有女子,我和你奶奶生活上没受过气、吃过亏,是有你妈。以后,你要好好孝顺你妈,让她也享享福。”
贾平凹先生在他的《写给母亲》中说道,他在写作时母亲常常坐在他的身后,陪伴着他。每读到此处,我都想,他是多么幸福啊。而我,在一样的夜色、一样的案前,只有对着母亲微笑的照片,长泪肆流。
杨英杰
母爱伴一生
老母亲驾鹤西去整整3年时间了。3年来,母亲慈祥的面容一次次浮现在我们的脑海,叮咛嘱咐一次次回响在我们的耳畔。
母亲出生在太行山深处一个偏僻小山村。由于生得乖巧,也寄希望长大后心灵手巧,外祖父给她取名巧爱。1950年,母亲与父亲走进婚姻殿堂,从此开始了她生儿育女、相夫教子、操持家务的一生。
母亲一生操劳,无怨无悔。上世纪50年代,父亲在矿务局党办、阳泉报社工作,我们家在城市居住和生活。1962年,精简压缩城市人口,父亲响应号召带领全家返回祖籍农村。家庭生活进入了一个最为困苦的阶段,也是母亲劳作最为繁重的岁月。开春后,母亲要拆洗和缝补一家老小冬季穿过的棉衣棉裤;入夏时,要搓麻绳纳鞋底做新鞋;进入秋季,母亲最为繁忙——腌酸菜、剥玉米、碾谷子,常常操劳到夜深人静;到冬天,添炭封火,清理炉灰,日复一日。家里的缝纫机是母亲辛勤劳作最有力的见证。当时生产队以记工分的形式将裁剪缝纫纳入劳动范畴,母亲时常熬夜做活,挣得的工分可以少交甚至不交现金就能在秋后分得口粮。
母亲教子富有智慧,润物无声。尽管家务劳动十分繁重,但母亲爱看书,还能据此给我们讲人生道理——“古今将相今何在,荒冢一堆草没了”告诫我们追名逐利不可取;“终朝只恨聚无多,及到多时眼闭了”嘱咐我们要廉洁奉公,不可贪腐;“痴心父母古来多,孝顺儿孙谁见了”时,叮咛我们做好为人父母的本分……对于孩子们的学业母亲更是重视。大儿子小学毕业面临回村务农还是继续上学的境况,母亲毅然变卖嫁妆将其送到学校;节衣缩食供小儿子完成本科学业;四儿子因病早逝,母亲又供孙子完成学业直至在省城参加工作。
母亲善良贤惠,以孝为先。外婆瘫痪在床8年,母亲缝缝补补,洗洗涮涮;外公患病,母亲尽量省出点钱在饭店买可口饭菜,往返近1个小时路程送去;奶奶病重回老家,母亲悉心照料;奶奶去世后,10多年间母亲对爷爷关照有加。母亲不仅自己恪守孝道,还从小培养我们尊重长辈、孝顺家长的习惯。我们小时候,母亲做好饭后,第一碗总是端给父亲,我们长大能端饭了,她要求我们双手把饭端给父亲。
母亲生前对她的后事有两个愿望,一是不要走在寒冬腊月,让孩子们受冻挨冷;一是不能病在床上,拖累孩子。2015年,在她83岁生日这天清晨,母亲心脏病突发,永远离开了我们。这时正是万物复苏的早春时节,母亲的两个愿望都得以实现,可却给子女们留下了永远的遗憾和不尽的思念。之后每每兄弟姐妹在一起,回忆母亲一桩桩、一件件的过往故事,总会陷入对母亲的深切怀念中。
慧明 慧晟
姥爷的袜子
姥爷是一位抗战老兵,在艰苦的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中出生入死立下许多战功。记得小时候姥姥家里有许多姥爷的胸章,我们几个不懂事的小孩儿一回姥姥家住就哭闹着争着问姥姥要,戴在身上玩儿,每人都是两三个。有一次我一个人在家满满地挂了一身呢,那叫个高兴,走路都叮当响。慢慢的,我们长大了,胸章却都弄丢了,现在想起来真遗憾、后悔,那是姥爷的军功章啊!
我5岁那年,姥姥因积劳成疾去世。妈妈担心姥爷一个人孤闷,经常带我回去看姥爷。在我印象里姥爷喜欢看报纸,我也因此早早就认识了人民日报、山西日报和参考消息这些字。姥爷常教育我们要爱学习、爱劳动、乐于助人。看到我们学习,他总是很高兴,从不打扰,一个人默默地在一边做家务。
姥爷病重了才住院,医生叮嘱尽量不要打扰他。单位的人来探望,他挺着病弱的身躯说不要紧,还问长问短,问今年树苗的成活率,问森林的覆盖面,并叮嘱他的老同事要保重身体……姥爷去世后,来送行的人很多很多,一位远在河南的老大爷由他儿子扶着来了,痛哭流涕,说是姥爷领他参加革命的。
送走了姥爷,妈妈就只拿回家姥爷穿过的一双袜子,粗线长靿,袜底千补万纳很结实。妈妈说这袜子随着姥爷去过东北,到过云南、河北、江西,踏遍了山西的各个林区大山。姥爷总舍不得丢,磨破了拆掉补丁还要再补上继续穿。那之后,这双袜子一直陪伴着妈妈,陪我们搬了许多次家。
这几天妈妈心事重重、情绪不好,我知道她又想姥爷了,我担心她的身体却束手无策,因为思念是无人能替代的!
李立君
就想和父亲说说话
整整3年了,因父亲匆匆离世而落下的隐隐的痛怎么都缓解不了,并时不时地就会在脑海中回放那天揪心扯肺的情景。
那是深秋一个很晴朗的上午,刚给儿子办完婚事的我,一身轻松地来到妹妹家看望父亲。我们父子俩紧挨着坐在沙发上谈论着婚礼的喜庆和热闹。父亲红光满面,依然穿着参加婚礼时才上身的深红色唐装,银白的头发梳理得整整齐齐。看父亲精神矍铄、谈笑风生,我的心里很是踏实、幸福。临别,父亲非要把我送到电梯口,等我进了电梯,父亲又笑着和我轻轻招手告别。可就在我离开家不久,妹妹打来电话,说,爸爸突然发病,情况不妙,让我赶紧回来。我完全懵了,等我以最快的速度赶回家时,一切都晚了,无论我怎么喊,他再也没有应答。
在那些昏沉沉的日子里,守在父亲的灵堂前,望着父亲面含微笑的遗像,我默默回忆父亲的一生,我觉得似乎再没有一个字比“直”更配得上父亲的了。
父亲16岁被组织分派到山西来工作。本来已经确定要到省直机关,可被分派到吕梁山区的一位同志突然说他有病,要求调换。领导来征求父亲的意见,父亲竟然毫不犹豫就接受了,从此在极其偏僻的大山里一干就是一辈子。我曾问过父亲后不后悔?父亲说:“后悔啥?假如就是为了迷恋都市,过安逸的生活,当初我就不会离开北京了。”其实在后来的岁月里,父亲曾有过几次离开山区的机会,但他都放弃了。
父亲的“直”,不仅体现在工作上,也表现在为人处世上。同事们都说父亲是个“直肠子”,说话办事从不懂得拐弯抹角,更不会吹牛拍马,这在不少人眼里就是没有城府。可父亲似乎就愿意做这样的人——清清白白做人,认认真真做事。
在我们眼里,父亲的“直”,也同样显现在亲情中。对于子女的生活,他似乎操心不多,但对子女们的学习从不含糊。记得上世纪80年代初,姐姐上大学学外语需要一台收录机,从不愿麻烦别人的父亲,托人到外地去买;我喜欢写作,父亲在工作的闲暇不仅给我买书籍,还给我收集剪贴大量的剪报,分门别类,不厌其烦,至今在我的书柜里还保存着几十本之多。父亲也从来不会说些看似“温情”的话,有些话说出来甚至有些“硬梆梆”的“直”,让我不理解,甚至会产生一种误解。可随着父亲离开的时间越长,我却越发觉得他是一个最可亲可爱、很有趣的老头儿,就越发怀念他。
父亲离世前的那几年,我们父子几乎天天晚上通电话,也没别的事,就是平常的问候。父亲走后,我在睡不着的夜里,曾下意识地几次拨打过父亲的手机号码,可再也听不到父亲的声音了,我的心很痛。作为儿女,我是多么渴望这世上能有连接阴阳两界的线路和信号,让逝者不孤独,让生者不痛苦,可宇宙间哪有那线路和信号啊?慢慢地我终于明白了,它们其实真的有,那就是父亲一生累积的精神遗存。有它在,我们就会和父亲的心永远相通。
又到一年清明时,我就想和父亲说会儿话……
马毅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