杂谈  
抗日战争胜利后，当时的国民政府对日索赔的态度一度是积极的，但随着美国对日政策的变化和蒋介石的反共内战，对日索赔一事就不了了之。１９５２年，台湾当局与日本政府签订非法的《日蒋条约》，蒋介石集团擅自宣布放弃对日本的赔偿要求。在中日邦交正常化的过程中，对日索赔问题再度被提出，中国政府和中国人民从中日友好的大局出发，在复交谈判中宣布放弃对日本的战争赔偿要求，充分表现了中国人民不计前嫌旧怨的宽大胸怀。

赔偿问题的提出与国民政府
虎头蛇尾的索赔
　　还在抗日战争进行过程中，当时的国民政府就为战后对日索赔作了若干准备。１９３８年１月，黄炎培先生在国民参政会一届二次会上提出，应设立公私损失委员会，调查战争损，以作战后向日本索赔之据。这一建议得到了蒋石和国民政府的重视，国民政府行政院于１９３９年７月颁发了《抗战损失调查办法》及《查报须知》，通令中央所属各部与各省市县分别调查具报，并由行政院主审处审核编所有材料。１９４３年，国民政府决定在行政院内成立抗战损失调查委员会，由行政院副院长孔祥熙兼任主任，下设４组，负责对教育文化事业、公私财产等失的调查，为战后对日索赔作准备。

　　抗战胜利之后，对日索赔已成了一个现实问题。开始，国民政府对日本进行索赔的态度积极的。１９４５年８月１８日，蒋介石指示内政部长兼抗战损失调查委员会主任张厉生，令其加紧抗战损失调查，以便对敌清算。这年１０月，抗战损失调查委员会改称为赔偿调查委员会，负责调查抗战损失，调查日本赔偿能力，并确定日方赔偿的种类与数量。１９４６年３月，在国民党六届二全会上通过的《对于外交报告之决议案》中，强调“我国抗战最久，损失最重，故日对盟国之赔偿，我国自应享有优越的比额，与优先受偿之权利”。决议责成国民政府迅速出整个赔偿方案，积极参加盟国设立的赔偿机构，“以求我赔偿要求之实现”。１９４６年１０月，国民政府又将赔偿调查委会改设为赔偿委员会，负责对日索赔。

　　１９４５年底，根据苏、美、英三国外长决议，设立远东委员会负责日本问题的处理，中国是远东委员会的成员之一。１９４６年１２月，远东委员会在华盛顿开会讨论日本赔偿问题，中国代表团团长顾维钧致电国民政府，认为应尽早提出日本侵华战给中国造成的总的损失数字，以备向会议提供。国民政府接电后迅速拟定了《中国责令日本赔偿损失之说帖》，递交远东委员会。《说帖》指出，自１９３７年７月７日卢沟桥事变起至日本投降止，中国因战争死伤人口达１千余万”，“公私财产直接损失已达３１３亿美元之巨，间接损失估计２０４亿美元，此数尚不包括东北、台湾各省市及海外华侨所受损失，亦不包括军费在内”。《说帖》认为中国在日本的赔偿总额中至少应得４０％，现金至少应得５０％，并有优先取得权。
１９４７年６月，远东委员会通过《对投降后日本之基本政策的决议》，８月又作出了《关于摧毁日本军需工业的决议》根据这些决议，驻日盟军总部将日本１７所兵工厂内的机械设备及试验与电气设备等，分作三批赔偿物资，按照３∶１∶１∶１的比例，分配给中、英、荷、菲四国。以后盟军总部又将这１７所兵工厂的剩余物资及后来增加的３所兵工厂的全部设备作为赔偿。自１９４８年１月至１９４９年９月，中国前后共派船２２次，运回赔偿物资１２５ ０４箱，计３５ ６１２．７６吨，约值２ ２０余万美元。此外，中国于１９４７年４月从日本获得了１８艘军舰。

　　对日本军事工业的摧毁和对日索赔，美国在战后初期甚为积极。但是，随着国际形势的变化，美国的国际战略发生改变，对日态度也发生了重大转变。１９４７年６月后“冷战”全面开始。这时，美国重新调整和制订了自己的全球战略，决心把德国和日本作为它分别在欧洲与亚洲推行全球战略的“两大工厂”，不是摧毁而是加以修复。美国认为，要建成一个对美国“真正友好的日本”，就应优先复兴日本经济，其中一项重要内容便是减少乃至消日本的战争赔偿。这与美国占领初期提出的加重战争赔偿，以便剥夺日本进行战争的产业能力的方针，形成了一个１８０度的大转变。１９４９年５月，远东委员会的美国代表麦克洛伊将军通知其他成员国，拆赔工作已经结束。美国同时声明，日本现有的一切工业设备皆须保留，以恢复日本经济。这样，远东委员会原定的日本拆赔计划只完成了１０％，原定的日本应偿付赔偿总额为９．９亿战前日元的临时赔款计划也仅完成了３％，中国只得了２ ０００余万美元的物资，这与日本侵华战争给中国带来的巨大损失相比，实在微不足道。当时，蒋介石正在全力打内战，无暇顾及对日索赔问题。尽管中国也被列远东委员会的四强代表之一，但随着国民党在国内战场上节节败退，国民政府在国际上的地位也就江河日下。况且，蒋介石打内战时刻离不开美国的支持，因而在日本战争赔偿问题上根本不敢同美国分庭抗礼，亦不敢坚持对战争结束之初的赔偿要求，只能听任美国摆布。随后，国民党败退台湾，对日索赔一事也就不了了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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