去年2月21日，是长期担任太原工学院（今太原理工大学）院长的赵宗复诞辰100周年，上网查询，有关方面好像没有任何表示，可见这个人早已被人遗忘；今年6月21日，又是赵宗复逝世50周年，借此机会，回顾一下这位“红色大少”的传奇经历，也许是治疗“健忘症”的一剂良药。

　　赵宗复在燕京大学求学时，校长司徒雷登给他的评语是：“出身豪门，思想激烈”。这八个字，为我提供了一把打开其传奇经历的钥匙。

赵宗复像

　　一、出身豪门

　　赵宗复的父亲赵戴文，1867年出生于山西省五台县东冶镇的一个耕读之家。五台东冶是徐继畲的故乡，赵戴文14岁的时候就读了徐氏的《瀛环志略》，这对于他开阔视野、了解世界大势具有重要作用。此外，他对清代理学家陆其陇的学问和人品也特别佩服，故自号“次陇”，晚号“清凉山人”。

　　据《赵公戴文传略》介绍，他17岁应书院试，主考官批其文曰：“蛟龙和云雨，终非池中物”；24岁入晋阳书院，深研程朱之学；27岁应科试名列第一，因此被选入山西巡抚张之洞创办的令德堂深造。义和团兴起时，赵戴文返回家乡，组织民团护卫乡里。事平之后，他曾执教于宁武中学。（《智仁勇讨论集》第9页，台湾中华书局1967年版）

　　1905年，赵戴文以39岁高龄东渡日本，入东京宏文学院留学。在那里，他与五台同乡阎锡山成为莫逆之交，并一同参加了同盟会。第二年他与阎锡山携炸弹回国，在上海入境时掩护身藏炸弹的阎锡山顺利通关，显示了他过人的胆量与智慧。

　　辛亥革命以后，阎锡山执掌山西军政大权，赵戴文一直是山西政坛的第二号人物，并享有阎氏兄长兼军师之誉。此外，他还在国民政府担任过内政部长和监察院院长等重要职务。

1926年11月，瑞典王储古斯塔夫六世（即后来的瑞典国王）及王妃路易斯抵达太原访问，

时任山西省总参议长的赵戴文受阎锡山委托在正太火车站迎接

抗战期间，赵戴文与阎锡山等人在克难坡合影

　　二、思想激烈　

　　也许是因为出身于这样一个家庭吧，赵宗复小时候比较任性。据《赵宗复文集》附录中的一篇文章介绍，赵在谈起自己的童年时说过这样的话：“20年代中国官僚家庭，大多愿意和帝国主义传教士往来，我幼时曾随姐姐们在太原天主堂的加辣女校幼稚班游读。儿童谁不顽皮？洋姑奶奶们却动不动就责骂，还要禁闭到楼上，我就以火烧洋楼相威胁。从此她们就直呼我小义和团。而我幼小的心灵上也就种下了痛恨外国人和爱国的根芽。”（见该书第347页，山西人民出版社2000年第1版）

　　太原天主堂是太原地区最大的教堂，它始建于1870年，1900年被义和团烧毁，1905年以庚子赔款重建。赵宗复虽说童言无忌，但洋姑奶奶却特别敏感，因此把他称为小义和团。从这事可以看出，赵宗复从小就有思想激烈的倾向。

　　到了小学时代，有两件事对赵宗复影响甚大。一是他因为穿了一件新衣服受到同学的讥讽，从此他力求与普通人家的孩子一模一样。后来，这种简朴的生活习惯成了他的一张“名片”，直到我第一次见到他时，都感到有些惊讶。二是他曾带领同学进入山西省督军公署，搞起了声援五卅惨案的募捐活动。就因为这件事，阎锡山用军棍狠狠地惩罚了门口的卫兵，赵戴文也声色俱厉地把儿子教训了一顿。

　　中学时代，赵宗复在进山中学读书。由于他的思想日趋左倾，所以结识了一个名叫潘建业（一说潘敬业）的人。潘是山西寿阳人，当时刚从日本留学归来，后来他改名张磐石投身革命，并成为《人民日报》的创始人之一。

　　潘建业与赵宗复相识是由赵的姐姐介绍的。因为志趣相投，潘便以家庭教师的身份与赵来住。1932年，赵宗复考入燕京大学后，潘也来到北平从事地下活动。经潘介绍，赵宗复还认识了正在燕京大学读书的“红色才女”杨缤。

　　赵与杨不仅思想一致，而且出身十分相似。杨缤的父亲在清朝末年当过江西道台，辛亥革命以后又担任湖北省财政厅长和政务厅长等职务。杨是1927年从南昌教会学校葆灵女中毕业以后，被保送到燕京大学英文系的。第二年，她加入中共以后改名杨刚，原因是斯大林说过，共产党员应该有钢一样的性格。大学期间，杨刚以全部精力投入学生运动和社会活动。有意思的是，她因为与党小组长意见不合，竟然主动退党，退党后还是照样参加各种各样的革命活动。大学毕业后，她进入大公报社当了一名记者。因为工作出色，与彭子冈、浦熙修、戈扬被誉为新闻界“四大名旦”。

　　1949年以后，她担任过《人民日报》副总编辑和周恩来的政治秘书等重要职务。不幸的是：据说她在丢失一个重要的文件包以后，又遭遇一场车祸，这让她精神有些反常。到了1957年反右运动开始以后，她在没有任何理由与迹象的情况下，突然自杀身亡。这一点，与赵宗复的结局有些相似。

　　在《燕大文史资料》第五辑中，有赵声荣写的一篇文章，标题是《三十年代燕京大学中共党的活动》，其中多次提到赵宗复的名字。从这篇文章中，可以看到赵不仅是中共外围组织“反帝大同盟”、“读书会”和“社联”的主要成员，而且还是燕京大学第二任支部书记。文章还说：由于“他个人和第三国际的情报系统有联系，……所以他任书记为时短暂。”（见该书第89页，北京大学出版社1991年第1版）

　　据《赵宗复生平简述》一文介绍：入党以后，他“被党组织推荐参加苏联红军总参谋部对日情报工作。”（《赵宗复文集》第320页）另外，《赵宗复及其战友和学生们》的作者常仅也说：赵宗复是宋劭文在1933年介绍入党的，入党以后，他“参加到国际情报斗争行列，开始垂直领导、单线联系的组织和情报活动。”（同上，第349页）宋是山西太原人，当时任北京党团社联书记；常仅姓张，他长期从事情报工作，后来在担任太原情报总站站长（代号909）时，接收过赵宗复送出去的大量情报，所以他说的应该没错。

　　随后，赵宗复又发展了“吊儿郎当”的赵中枢为自己的下线。赵中枢是阎锡山的资深幕僚赵丕廉的儿子，所以有人把他们二人分别称为“红色大少”和“红色二少”。

　　赵宗复在燕京大学写了不少作品，在题为《给》的文章中，有一个小标题为“大学是读书的坟墓”，可见其思想之激烈；另外还有《吴梅村年谱稿》和《李自成“叛乱”史略》，可见其兴趣之所在。

　　三、长期潜伏

　　抗日战争爆发后，赵宗复接受了新的任务：返回山西，打入阎锡山集团内部，获取新的战略情报。起初赵宗复在续范亭出面领导的第二战区战地总动员委员会（简称战动总会）担任宣传科长，并与该会中共派出的常驻委员程子华取得联系。

　　常仅先生在上述文章中还说：赵宗复于“1938年初，阎锡山的‘政党’——同志会成立时，跻身为发起人之一。”（《赵宗复文集》第320页）这其实是错误的。同志会的全称是民族革命同志会，其会长是阎锡山，副会长是赵戴文。在会长和副会长之下，还有高级干部委员13人，简称“十三高干”。“十三高干”都是资深的军政人员，当时年仅23岁的赵宗复不可能跻身其内。不过，出于对赵宗复的器重，阎锡山还是让他组建交通局并担任局长。于是赵宗复利用这一职务不仅为各个抗日根据地建立了联系，还获取了大量情报。

　　1940年秋，赵宗复和我父亲智力展被派往重庆中央训练团受训。在此之前，为了高度机密的情报工作，赵宗复还娶了晋西地区一个农民的女儿为妻。听我母亲说，这个女子不知是从哪逃荒过来被人收养的，因为没有文化，大家只知道她叫“喜孩”（音）。二人结婚以后，赵宗复让她姓赵，取了个谐音名字“熙赫”。开明的赵戴文对于儿子的这一选择，虽然很不满意，但也只好接受。

赵宗复、赵熙赫夫妇唯一的一张合影

　　1941年初冬，我父亲听说阎锡山为了返回太原，有可能与日军妥协谈判，便领导民族革命大学（简称民大）全体师生举行了武装起义。起义失败之后，王靖国主张严厉制裁；但是赵戴文却以“他（指我父亲）还年轻，不懂得会长的深意”为由，主张从轻发落。我猜测，根据赵宗复的思想以及与我父亲的关系，他应该在这件事情上发挥作用。

　　抗日战争胜利后，我父亲在担任同志会太原市分会主任时，以发行人的身份创办了《青年导报》，并任命张颔为总编辑。张颔是杜任之介绍过来给我父亲的。杜早年留学德国时参加了共产国际，回国后被派到山西工作。张颔虽然小学还没毕业，天分极高。1949年以后，他为了远离政治，致力于考古工作。上世纪60年代，他因为研究《侯马盟书》在学术界享有盛誉。我听张颔说，当时《青年导报》的许多重要文章都是我父亲和赵宗复写的，可见他们的关系多么密切。当时赵宗复是进山中学校长，他还介绍自己的学生担任《青年导报》特约通讯员。后来成为著名经济学家的中国人民大学的卫兴华教授，曾多次以“特一号通讯员”的名义在该报发表文章。据说文革开始以后，他就因为这个“特”字，被诬为阎锡山的特务，从而倍受折磨。

　　在进山中学的学生中，有许多阎锡山高级军政干部的子女。都被赵宗复发展为秘密党员。其中除了阎锡山的侄女阎淑瑜之外，还有陆军上将杨爱源的女儿杨睿生，骑兵司令赵承绶的侄儿赵矿、侄女赵智军，第十三集团军总司令王靖国的女儿王瑞书，大同守备指挥部总指挥于镇河的儿子于润沧，晋绥军师长武世权的女儿武广贞，以及政工干部杨贞吉的儿子杨盛钦、孟际丰的女儿孟沚繁、李培德的儿子李凯明等等。

　　1947年底，赵宗复被调离进山中学，先出任山西省新闻处处长，第二年又担任了代理教育厅厅长。当时随着内战的进行，太原也成了被围困的孤城。为配合外围的进攻，赵宗复不仅通过我父亲开出路条，把许多学生送出太原，还利用他们向外输送情报。1948年8月，因为有人被捕供出了赵宗复，于是他被软禁起来。在这种情况下，他采取假自首的方式写了两份自白书。这两份自白书虽然让他暂时躲过一劫，但是却埋下了隐患。软禁期间，他仍然利用一切可能向外输送情报。到了1949年2月，他还把太原地区的明碉暗堡和战壕地道绘成详图，派人送了出去。这些情报获得前线指挥系统的高度评价。此外，他还想策划军队起义，以便掩护更多的人通过封锁线。但是“这一工作因智力展投奔解放区”而受到影响，没有实现（《赵宗复文集》，第386页）。

　　1949年3月底，阎锡山飞往南京开会。临行前梁化之向他请示如何处置赵宗复，阎因为与赵戴文的友谊，嘱咐他不要妄自下手。后来梁本来想毒死赵宗复，但因为大势已去，未能得逞。

1948年太原战役期间，赵宗复组织搜集传递太原城防情况过程，身份暴露被抓捕，

阎锡山在徐士珙为赵宗复求情的批示中，写下了存之二字

　　四、英年早逝

　　1949年4月24日，人民解放军攻下太原之后，赵宗复被解救出来。与此同时，他的自白书也成了一个重大的政治问题。经过周密的审查，给他做出了如下结论：这“是一种政治上叛变的行为……应受开除党籍之处分”。不过，考虑到“赵的供词亦确未危害党的组织”，且后来“仍坚持工作不懈……推翻前供”，所以“可准其重新入党”。（《赵宗复文集》第325-326页）

赵戴文像

　　1949年9月，赵宗复担任山西省政府委员、文教委员会副主任、文教厅厅长、山西大学副校长等职务。1953年山西大学的建制被撤消后，赵宗复被任命为太原工学院院长。

　　据说赵戴文早年在太原市的富人区精营街有几套房子，新中国成立以后，赵宗复给自己留了一套小的，其他一概上交充公。他上下班可以让学院派车接送，但他却总是骑一辆自行车，来回一趟要跑15公里左右。学院要分给他一套高级宿舍，也被他拒绝，理由是他有自己的住房，不应该再向公家伸手。

　　大约是1965年，我在家门口不远处遇上一个衣着极为朴素的陌生人。他亲切地与我打招呼，我却不晓得这个人是谁。回去问了父亲，才知道他就是赵宗复叔叔。这是我第一次见到他，没想到也是最后一次。

　　1966年文革刚刚开始，我突然听父亲说：“赵宗复自杀了！”这句话好像青天霹雳，让我不敢相信。因为在父亲眼里，赵宗复是他最佩服的共产党人。我听说自杀是叛党行为，像赵宗复这样背叛了自己家庭的人，怎么又会背叛自己的信仰呢？

　　为了写这篇文章，我在网上看到一篇文章，标题是《文革中第一个被弄死的大学校长——赵宗复》。该文说：当时“赵宗复在太原工学院院长任上，因其家庭出身和‘潜伏’经历，受到‘革命师生’的批判和冲击。遭到造反派无休止的批斗。同年6月21日他从土木系三层楼上摔到二楼水泥地上，当场死亡。具体怎样摔的，至今仍是一个谜。”（http://blog.sina.com.cn/s/blog_513cbde00100wsyp.html）

　　我不知道作者的说法有何根据，但是赵宗复的一生，包括他的选择、奋斗和死亡，在我心中始终是未解之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