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曾国藩62年的人生岁月中，生活、居住在京城的时间有将近15年之多，占据了近1／4的光阴。北京城，见证了曾国藩从湖南乡下的寒门士子到御笔钦点进士的喜悦，见证了曾国藩从一名穷翰林到连升四级、职兼五部侍郎的恩宠，见证了曾国藩以扑灭太平天国功臣入京觐见、位居汉臣头班的荣光，也见证了他两次会试落榜的郁闷、京官生活的穷困以及天津教案后进京遭受的冷遇。

 

曾国藩的京官生涯也留下了不少疑问。比如，曾国藩连升四级，究竟是不是因为大学士穆彰阿的帮助？比如，曾国藩虽然在北京城居住了将近15年，最后官至二品（相当于部级），却为何没有像左宗棠那样在北京购买过房产？

 

首次进京会试差强人意

 

1834年冬天，为准备第二年春天的会试，24岁的曾国藩首次进京并入住长沙郡馆（今前门东大街以南、珠市口东大街以北的草厂胡同一带）——这个地方，和曾国藩颇有缘分，后来任京官时，从1841年起，他就长期管理长沙郡馆；穷困的京官生活，也因此处房租的贴补才多次免去断炊之虞。

 

1835年的会试，曾国藩名落孙山。由于第二年即有恩科会试，为免路途往返在时间、精力和金钱的浪费，曾国藩便留在京城苦读。没想到，他再度落榜。此时，曾国藩离家已将近一年半，所带盘缠已经用尽，途经安徽，不得不向在睢宁做知县的老乡易作梅借银百两。

 

1838年又有新一轮会试。但此时，曾国藩家连这趟盘费都拿不出来。最后，向族人亲戚借了32缗（大约32两）钱上路，这年正月抵京时，身上只剩下了三缗。此番入京，曾国藩住在内城西登墀堂。否极泰来的古训，在他身上得到了印证——会试中他以第三十八名中了贡士。会试之后的殿试，本来铆足劲想奋起直追的曾国藩，不料只得了三甲第四十二名。按一般情况，三甲人员多不能入翰林。曾国藩大为羞愧，有传言说他当即就想买车南返。要不是有好友力劝，他就不参加后面选拔翰林的朝考了。没想到，最后的朝考，曾国藩获得了皇帝的青睐——先是排了一等第三名，道光帝审核钦定时，读了曾国藩的应试之文，十分欣赏，亲笔将其圈定为第二名。曾国藩也因此顺理成章地入翰林院成为庶吉士。

 

曾国藩进京记：官至二品为何租房十二年

 

曾国藩手迹（资料图 图源网络）

 

12年的京官生涯

 

衣锦还乡一年多之后，1840年正月，曾国藩回到北京，被授予从七品的翰林院检讨，开始为期12年的京官生活。他官运很顺，三年时间就连升四级，由从七品升至从五品，并在1843年6月出任四川乡试正考官，挣得五六千两的外快。

 

更大的升迁出现在1847年。六月，道光下旨，将曾国藩由翰林院侍讲学士（从四品）一下子擢为内阁学士（从二品）兼礼部侍郎衔，连升四级。就是曾国藩自己也始料不及，在家书中，他连说“由从四品骤升二品，超越四级，迁擢不次，惶悚实深！”又说：“湖南三十七岁至二品者，本朝尚无一人。”而曾国藩由七品小官升为二品要员，只用了7年时间。

 

1849年曾国藩又升授礼部右侍郎（正二品），正式进入部堂之列（此前的礼部侍郎衔只是挂名，并不管理具体事务）。清制，六部设满汉尚书各一人，从一品；左右侍郎满汉各一人，正二品。此后，曾国藩又奉旨先后兼任兵部右侍郎、工部左侍郎、兵部左侍郎、刑部左侍郎、吏部左侍郎。也就是说，出任过六部中除户部外的各部侍郎。

 

曾国藩进京记：官至二品为何租房十二年

 

菜市口至虎坊桥是宣南文化核心区，也是清朝汉族大臣的主要居住地，曾国藩在京十二年，大部分的时光也在此度过。（资料图 图源网络）

 

曾国藩“官升四级、职兼五部”的背后，有传言是时为军机大臣、大学士穆彰阿的运筹。1838年会试，穆彰阿为主考官，因此，曾国藩即是穆彰阿的门生。野史中更有记载：一天，曾国藩忽然接到次日召见的谕旨，当晚便去穆彰阿家中暂歇。第二天到皇宫某处，却发现并非往日等候召见的地方，直到午间，忽又传谕让曾氏明天再来。

 

曾国藩回到穆宅，说明这一情况。穆彰阿问他是否留心了那个房间里所悬挂的字幅，曾氏答不上来。穆怅然地说机缘可惜，他“踌躇久之”，最后叫来一个办事科考的仆人，吩咐他立即带上四百两银子去送给某内监，嘱他将某处壁间字幅，秉烛代为录出。又让曾国藩仍在他家下榻，连夜等候阅看。结果第二天召见时，皇帝果然问起那个房间里所悬挂的历朝圣训的内容，曾氏当然能“奏对称旨”。随后皇帝满意地对穆说：“汝言曾某遇事留心，诚然。”自此，曾国藩日益受到重用。

 

戒了烟却戒不了围棋

 

从1840年翰林院检讨（从七品）至1847年升任内阁学士（兼礼部侍郎衔）结束翰林院任职生涯止，曾国藩在翰林院居官整整7年。翰林院是国家最高级别的文苑场所，掌编修国史、草拟有关典礼文件等事，公务不多，这7年间，曾国藩得以专心读书。他自己1867年2月时就承认，学问大有进境，就是供职翰林院之后的几年，“余年二十三四聪明始小开，至留馆以后三十一二岁聪明始大开。”这里的“留馆”，说的就是留在了翰林院。

 

学古文之法。所谓古文，作为一种文体的名称，指的是先秦两汉以来用文言写作的散体文，是相对六朝骈文而言的。《曾国藩年谱》记载，1836年留京准备会试时，曾国藩曾下功夫，专门研究“唐宋八大家之一”的韩愈作文之法。进入翰林院后，更是有机会当面向桐城派嫡传“高第弟子”梅曾亮请教。

 

学修身之道。1841年7月，曾国藩和友人逛琉璃厂书店，并买了一套《朱子全集》。自此，开始了理学修习之路。7月14日这天，尽管天阴下雨，曾国藩还是抽空去拜访太常寺卿、理学大师唐鉴，向其请教“检身之要，读书之法”。唐鉴告诉他，最主要的是熟读《朱子全集》。同样是在这一次请教中，唐鉴向曾国藩推荐了以为修身养性的榜样——倭仁。倭仁，蒙古正红旗人，长曾国藩七岁，后官至大学士，当时也居职翰林。倭仁每天临睡前，都要对从早到晚的一行一动和一思一念认真反省，用楷书写下札记，检讨一番。这些札记三个月装订一册。自1835年至1842年，已经积存三十册之多。1842年10月起，曾国藩开始像倭仁那样逐日记反省札记，将一天下来曾有过的邪思邪念、妄言妄行，记录下来。尽管一度被折腾得头痛、耳鸣、失眠，但这一反省举动曾国藩坚持到1851年，前后将近10的时间。

 

反省有不少令人震惊的内容，比如他常晚起，为此在日记中多次痛骂自己“可耻”、“直不成人”；因和好友陈岱云聊天时间过长、说话太多，便在日记中骂自己“真可丑也”；应朋友之邀前往菜市口看杀人，当天便批判自己“仁心丧尽”；晚上和朋友聊天，“闻色而心艳羡，真禽兽矣。”；某日在酒席上拍某人马屁，回来后便在日记中痛骂自己“耻安在耶？”；某日席间多看了漂亮女子几眼，便记录，“是日，目屡邪视，直不是人，耻心丧尽，更问其他？”

 

曾国藩这样的反省，能取得一定的效果。比如，曾国藩烟瘾很大，水烟袋不离身。他曾屡次立志戒烟，但屡戒屡复——1841年9月，曾立志戒烟，但没有成功。这年10月，好友陈岱云来访，曾国藩又吞云吐雾一番。客人走后，他又痛骂自己，并将烟袋折为两截，还挥笔在日记中写道，“誓永不再吃烟。如再食者，明神殛之。”连“明神殛之”这种赌咒式的话语都用上了。此后，真的把烟戒了。

 

但也有不成功的，比如围棋。曾国藩是围棋迷，几乎每天必下两三局，多时下到五六局（甚至有八九局的记载）。这不只耽误时间，而且常因用脑过度头昏眼花。他在戒烟前后，也下决心想把围棋戒掉，始终没成功。直到临死前多病缠身时，每天还要下两三局。在他去世前一天的最后一篇日记里，还清清楚楚地留下“围棋二局”的记录。这恐怕是曾国藩在“检身”当中最为失败的事项了。

 

同治七年的短暂入京

 

1852年6月，曾国藩离京，前往江西，准备出任该省当年乡试主考官，随后走向了人生的巅峰——剿灭了太平天国运动。

 

1868年11月，曾国藩离开金陵北上赴直隶总督任。正式就职之前，他先行到京接受召见。于1869年1月25日入住金鱼胡同贤良寺。

 

屈指算来，从1852年夏间离开北京，到这次重入京门，曾国藩离开京城已有十六年半之久。抵京后连续三天，慈禧等召见曾国藩，并有赐紫禁城骑马等，以示对这位平定太平天国功臣的表彰。

 

2月26日，曾国藩参加了专门赐宴朝臣的高规格盛大宴会。宴会厅里，正中面南坐的当然是皇上。大臣们分成东西两侧各四席，东侧的第一桌为满臣，倭仁居首座；西侧的第一桌为汉臣，首座即为曾国藩。对曾国藩来说，这恐怕是一生中所享规格最高的一次皇家赐宴了。

 

此次入京，虽然很忙，但曾国藩还是抽空去拜访了恩师穆彰阿和部将塔齐布的家。穆彰阿已过世多年，往日那种家门盛势早已不复存在。见此，曾国藩不胜唏嘘。塔齐布是曾国藩早年创办湘军时的爱将，1855年死于江西。如今，塔齐布兄弟三人均已去世，只留下80多岁的母亲，家境贫困。塔齐布唯一的女儿来拜见了曾国藩，并泣求提携一下她的丈夫。此情此景，令曾国藩十分伤感。《曾国藩年谱》中，就有曾国藩对塔家“厚馈之”的记载。

 

曾国藩在京住了一个多月，但只在城内贤良寺住了7天，即搬到宣武门外法源寺居住。

 

在京城，曾国藩还有一个重要任务，那就是给京官送“别敬”。当年收礼的曾国藩，如今变成了送礼者。此时的他，财大气粗，每年有将近两万两的养廉银，有两淮盐运司和辖下海关孝敬的“缉私经费”、“关费”等规费可供支配，远非当年的穷京官所比。从南京出发之前，曾国藩就随身携带了一张两万两现银的银票，最后送出了一万四千多两。在给儿子曾纪泽的信中，他自己也承认礼送得不少，“余送别敬一万四千余金，三江两湖五省全送，但亦厚耳。”

同治九年最后一次进京

 

出任直隶总督期间，由于处理天津教案时被认为卖国、讨好洋人，曾国藩遭到舆论的空前指责，甚至有说他早年为京城长沙郡馆所题的“同科十进士，庆榜三名元”这副名联，也被摘下砸碎。1870年8月，清廷发布谕旨曾国藩回调两江总督而由李鸿章接任直隶总督。由于当年正值曾国藩六十大寿，朝廷给了不菲的赏赐。因此，南下之前，曾国藩请求入都觐见，一则当面谢恩，二则要当面聆受两宫太后和同治皇帝的训示。

 

这次进京，朝廷不再予以这位老臣1868年那番恩眷——曾国藩10月19日抵京；29日，军机大臣即传旨，催他南下江苏赴任。于是，11月7日，曾国藩便启行出都。离京前，慈禧等也没有像1868年那次再召见曾国藩。

 

这是曾国藩最后一次驻足北京城。抵江苏回任两江总督不到两年，1872年3月12日，曾国藩因脑血管疾病等病逝于江宁两江总督府，享年62岁。

 

漂泊不定的京城居所

 

1840年入京为官之初，曾国藩住在宣武门外南横街千佛庵（今西城区南横街北往西109号）。之后，为了参加翰林院散馆考试，四月份曾短暂住到距离圆明园较近的挂甲屯吉升堂寓。一百多年后，庐山会议后被赋闲的彭德怀，也曾住在挂甲屯。曾国藩、彭德怀，同为湖南人，同样与挂甲屯有缘，也算是一种历史的巧合？

 

散馆考试完毕，曾国藩搬到果子巷万顺客店。在这里，他得了一场大病，17天时间除药水外，不进饮食，几乎不治。多亏安徽人吴廷栋为之诊治以及同乡欧阳兆熊的悉心照料，直到九月方才大愈。

 

十月，搬到达子营之关侯庙（今西城区和平巷一带）。但很快，由于父亲、弟弟和妻子、儿子进京，他在十二月搬到棉花六条胡同（今西城区四川营胡同一带有棉花头条至九条胡同）路北，从此开始了独立租住的生活。

 

曾国藩进京记：官至二品为何租房十二年

 

图为宣武区南横街北侧的胡同。1840年曾国藩进京时租住于此附近，之后一家人几经搬迁，1847年，又再度搬回到了南横街附近居住，直至1852年离京。（资料图 图源网络）

 

这次搬家也看出了曾国藩的迷信之处。据其日记记载，十二月初便开始看房，先看中琉璃街的一处房子，后得知曾有人殉节于此，曾国藩立即放弃。他在日记中说，殉节者的高义令人敬仰，但“究非门庭之幸”。与此同时，他还自欺欺人地说，之所以不选这处房子，还有“此房太贵，屋太多”等因素，但明眼人一看便知只是借口而已。

 

同样是因为迷信风水的原因，1841年8月，曾国藩再度搬家。主要原因，是这年七月，“善风水”的好友王翰城看后，觉得曾国藩现在的房子冬天不宜居住，而且后面两个月又不宜搬家。为此，曾国藩赶紧到处看房。订好绳匠胡同（现菜市口胡同）房子的第二天，又专门邀请王翰城前去看风水。觉得无碍后，经过简单装修，4天后，曾国藩即搬入新居。

 

在绳匠胡同，曾国藩住了将近两年。直到1844年3月，才搬到前门内碾儿胡同（今天安门广场西侧辇儿胡同）西头路北，住房“共二十八间，每月房租京钱三十串”，每年约在260两银上下。此番为何搬家，曾国藩在日记中没有解释。

 

也就是搬到碾儿胡同这年，李鸿章进京参加会试。由于父亲李文安和曾国藩为同科进士，李鸿章入京后，便以年家子的身份来到碾儿胡同拜曾国藩为师。从此，成为曾国藩的得意弟子。

 

为了给房东腾房子，1847年3月，曾国藩把家搬到7年前入京时住过的南横街一带。不过这次住的不是当年的千佛庵，而是路北的圆通观东间壁。

 

说来也巧，每次搬家后，曾国藩都会升官。1841年搬家后，1843年升为翰林院侍讲并得以出任四川乡试正考官；1844年3月搬家后，九月升授翰林院侍讲学士。1847年这次，三月搬家，六月更是由从四品的翰林院侍讲学士擢为从二品的内阁学士兼礼部侍郎衔，连升四级，可谓罕见。

 

此后，直到咸丰二年六月离京，再没有找到记录其搬家的资料。

 

12年的租房生涯

 

1852年6月，曾国藩离京，前往江西，准备出任该省当年乡试主考官。行抵安徽太湖县小池驿，突然接到母亲去世的消息。悲痛之余，根据当时的体制，曾国藩必须丁忧——辞官回老家守制三年（实为27个月）。

 

曾国藩进京记：官至二品为何租房十二年

 

1998年拓宽道路建菜市口南大街，绳匠胡同等被拆除。（资料图 图源网络）

 

曾国藩自1840年离家进京后，一直未曾回过湖南老家。此前，他已请假、准备江西乡试结束后回湖南老家看望父母，而且已经得到皇帝的批准。曾国藩出京时，夫人欧阳氏和儿子曾纪泽等都还在京城。如今，有了母亲去世这一变故，家眷也必须回湖南老家。从七月起，曾国藩多次写信给儿子曾纪泽，交代回家注意事项。其中就提到，现在所租住的房屋里的东西，比如木器、锡器、瓷器及炕垫炕枕，甚至六十函的《皇清经解》等图书，都送给京城为官的好友、同年毛鸿宾。其余书籍，装箱后找个寺庙寄存起来，每月支付租金。书画等，装裱好的带回湖南老家；未装裱的，除了送人，也装箱寄存。至于像骡车等，则变卖还债。这些，都表明，曾国藩在京城没有自己的房产。

 

借钱维持一家人开销

 

曾国藩在北京为官多年，租住过不少地方，为何始终没有买房呢？

 

最主要的原因，是没有钱。

 

京官的收入，主要有俸禄和外官的冰敬、炭敬等馈赠；而京官的花销，有吃饭、租房、交往、服装、请仆人、雇轿子等等各项。按照张之洞在《请加翰林科道津贴片》中说，即使过得十分清苦，京官在京城的用度，每天也需银一两。一年得300多两，才能勉强自给。

 

1840年正月曾国藩进京、入职翰林，这年十月，父亲曾麟书偕弟弟曾国荃送曾国藩夫人欧阳氏、儿子曾纪泽北上入都。一下子多了四口人，加上请仆人等，花销大增。根据曾国藩日记记载，道光二十年“用银八百两，还账三百，用去五百”。

 

也就是说，1840年这一年，曾国藩一共用去八百两。而当时曾国藩官为从七品的翰林院检讨，一年俸银、俸米收入加起来仅为125两左右，这意味着，在京城做官第一年，曾国藩的财政赤字为675两。

 

第二年，曾国藩租下了绳匠胡同的一处房子，共十八间，每月房租13两3钱。如此算来，一年房租就要160两银子。加上衣食行等，总共花了458两。这一年，外官馈赠了曾国藩银97两，加上工资125两，1841年曾国藩的财政赤字将近为230两左右。

 

京官两年，曾国藩就欠下了900两银子！根据学者张宏杰在《曾国藩的正面和侧面》中统计，1840年进京之前，曾国藩在老家拜客，募得约两千两。除去进京路费花去数百两外，尚有积余。但这笔钱，到1841年年底终于花光了。年关将近，曾国藩找人现借了50两银子，才勉强过了个年。

 

1843年曾国藩出任四川乡试正考官时，曾得到五六千两的各处补贴、孝敬。利用这笔收入，他先用于还清欠银1406两，又寄了1000回家，用于还家中所欠和资助亲友。但是，随着职位提升，交往等级也提高，开支随之增加。比如1844年起，曾国藩自己养车马作为交通工具，每年花费就100两；租房子每年约300两；加上老家频繁来人的接待费用等，四川所得，很快也花光了。

 

曾国藩任职京官后，从未回过家乡。他在“梦寐之中，时时想念堂上老人。”1848年，曾国藩在家书中说：“余自去岁以来，日日想归省亲。所以不能者，一则京帐将近一千，归家途费又须数百，甚难措办。”这位堂堂的二品大员，居然掏不起回一趟老家的路费。

 

从书信判断，一直到1864年，曾国藩才还清在京城的债务。这年正月，戎马倥偬的曾国藩，接到当年债主、西顺兴店老板萧光浩的信，其中提及当年所借的一千多两银子之事。被催债的曾国藩，赶紧回信告知将从徽商吴惇成茶行汇纹银千两还上，其他的还欠多少，请萧告知，再行补寄，“兹承惠问，特从徽商吴惇成茶行汇兑湘平纹银壹千两，请先验收，仍欠尾数若干，请于复函内开明，随后补寄。”而此时，曾国藩已经做了五年两江总督了！

 

在京城购房，大概需要多少花销呢？1880年，时任陕甘总督的左宗棠奉诏进京入值军机。入京前，曾托京城好友徐小云在大多数京官居住地界为其购屋作为落脚点，当时左宗棠给徐一次性寄去银二千两。这对于当年频频举债度日的曾国藩来说，无异于天文数字。也因此，租房成为大多数京官尤其是中下层京官的选择——康熙年间的大学士陈廷敬仕京之初曾五年内搬过三次房子，乾隆年间曾任翰林院侍讲学士的钱大昕京官两年就在虎坊桥菜市口一带至少搬了三次家，咸丰朝大学士祁寯藻也有“自我官京师，十年四徙宅”的诗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