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3年7月27号，历时3年多的朝鲜战争宣告停火，但战俘问题却悬而未决。中朝坚持按照日内瓦战俘公约，无条件遣返全部战俘，而倾向台湾的美国则是坚持“自愿遣返的原则”。战俘问题成为停战谈判争论中最为激烈，也是拖延时间最长的一个问题。
最终，一万四千名志愿军战俘选择去往台湾，六千多人则从板门店过境返回大陆。此前还是战场上的兄弟，转眼就将天各一方，命途迥异……
朝鲜战争中，联合国军在朝鲜最南端的海港城市釜山以及巨济、济州海岛上都修建了战俘营，用于关押十七万中朝战俘。志愿军被俘之后，首先是押往釜山战俘收容所，进行审讯、编号建卡，然后大部分战俘再转押至巨济岛战俘营。但在这座韩国南部的小岛上，却有着意想不到的残酷斗争！
巨济岛战俘营是当时世界上最大的战俘营，最多时关押15万朝鲜人民军战俘和2万多志愿军战俘
这些志愿军战俘的背景复杂，其中有部分曾是国民政府的士兵。他们被解放军征召上战场后，却在朝鲜战争的战场上遭到俘虏，这种身份的矛盾，让蒋介石有了着力点。停战谈判开始后，国民党六三支部派出了七十名特务来到战俘营，策动战俘投向台湾。
据在战俘营工作的美国陆军老兵巴德（James Bard）回忆：
国民党方面派了阵容豪华的代表团来做这项工作，除了军事人员、行政人员，还有一些特殊的成员，包括电影放映队、戏剧、歌曲演员等。在美军的配合下，发出布告，定期在战俘营的晚上放电影、演出。台湾代表借表演或看电影之机向战俘们发放宣传材料，然后演讲；向中国战俘们发出邀请，并向他们许诺去台湾之后提供一切尽可能好的条件，帮他们安顿、定居，为他们的生活、教育等提供尽可能多的便利与帮助等等。
1952年10月，上甘岭战役，两个志愿军被俘
这样一来，一些厌战或者“意志不坚定”的士兵开始动摇了，接下来国民党方面又开始政治宣讲攻心，称只要去往台湾就可以不再打仗，而且可以自由选择职业，务农经商随便挑。朝鲜战争时期的去台志愿军程福喜称：“有人去慰劳我们，说台湾怎么好，台湾欢迎我们。蒋‘总统’每天早上都有这个广播，就是蒋‘总统’每天早上广播，欢迎你们回来台湾。”
就这样，在战俘中，亲共和反共势力开始有了此消彼长，但也有很多意志坚定、坚决要求回到大陆的志愿军战士，他们在战俘营里成立地下组织，与来韩策反的台湾特务开展了斗争。1951年10月，被俘志愿军张泽石和其他几位共产党员在战俘营中秘密成立了地下党组织“弟兄会”，号召志愿军难友誓死返回大陆。
朝鲜战场上被俘的志愿军
1952年4月6日，张泽石等人一起用美军的雨衣，制作了一面五星红旗。第二天天还没亮，数百名志愿军战俘一起将他们亲手制作的这面国旗在战俘营前的广场上升了起来。此时，岗楼上执勤的韩美军人发现了状况开始大喊，命令他们把旗子降下来。在志愿军战俘们拒绝降旗后，战俘营广场瞬间枪声大作，65人相继倒在了血泊之中……
在战俘营中不少志愿军士兵被强迫在身体上刺字：身上先用毛笔画好图案，然后再拿用线捆好的数根针蘸墨，按照图案刺字。战俘程福喜、宁宝德、许景春最后都选择了蒋介石的一方，但是就算他们愿意前往台湾，每个人的身上还是必须刺上昭示决心的字迹。
返回大陆的志愿军身上被刻字
宁宝德的背上就刺有“杀朱拔毛”、“反共抗俄”、“灭共复国”等字，甚至还有青天白日旗，拒不刻字的很多志愿军士兵则被残杀。
1952年春，战俘赵英魁曾亲眼目睹，两名不肯接受刺字的战俘被人用固定帐蓬的钉钻子活活打死。战俘冉宏图则说，有些拒绝合作的战俘，一到天黑就被人“嘴巴一捂塞到厕所里，下了毒手”。
赵英奎的身上被刺“在青天白日旗之下，勇敢前进”
不少后背被刺字的志愿军对此十分羞耻，并心生绝望，有的甚至在夜深人静的时候，忍住钻心巨痛偷偷用刀子将身上的皮肤割下来！
在战俘营里的李建堂，一天夜里被呻吟声吵醒，他睁眼看到了令人恐怖的一幕：几个战友正死死地按住铺上的一个人，一个战友在手电灯光下用刀片慢慢地割铺上那个人身上的皮。那呻吟声就发自铺上那个人的嘴里，他的嘴里被塞着衣服，血哗哗地从他身上往下淌……
一心想要回国，不愿身上留有任何“污点”的李建堂，最后也咬牙，接受了这种万分疼痛、毛骨悚然的“割皮手术”……
抵达基隆港的志愿军战俘
1951年8月，国民党反共头目开始强迫战俘在“誓死不回大陆”的请愿书上签名，对不愿签名刻字，仍坚持回大陆的志愿军战俘开始进行毒打甚至残杀。仅七二、八六联队，一夜就杀害志愿军战俘九十九人，重伤三百四十多人。
很多志愿军战俘实际年龄只有十五六岁，大的也不过二十多岁，在这样一个残酷的环境里，年轻的他们受到了死亡的威胁，不同的人也开始做出了不同的选择……
最终，1954年1月20日，一万四千多名志愿军战俘被美国第七舰队送往台湾。同样是回到自己的祖国，这些战俘和另外六千多名回到大陆的志愿军战俘，却有着各自不同的心境。而因为这次分道扬镳的选择，也使他们有了各自不同的命运。据统计，在后来去台的这一万四千多人中，有三分之二是原国民党军人，还有三分之一的人，属于原共产党部队的军人。
板门店遣返战俘现场
去台战俘上岸后，又分乘225辆军用大卡车，分成5个支队，由摩托车队前导，救护车、通讯车随行，另外还有国民党安排的广播车沿途播放歌曲散发传单。车队到达台北后，沿主要街道行进，沿途不断有人燃放鞭炮，一派喜庆气氛。
然而喜庆过后，台湾方面“战俘去台湾后可以自由选择职业、不肯去台湾的，可以选择前往中立国”等承诺，并没有兑现。
战俘们被交由蒋经国领导下的一个辅导组织负责，逐个审查后，补入国民党军基层。据冉宏图回忆，其实许多人内心并不愿意去台湾，在从韩国到台湾的船上，就有战友说：“我去到台湾也是死，我刺了一身字回到大陆去也是死。”“不听劝，他头一低就跳海了。”
冉宏图后背被刺字
1958年8月28日，金门炮战爆发。冉宏图等前志愿军战俘也上了前线，有的就“带着美国鬼子的步枪、自动步枪，连枪浮水游走，浮到厦门跑掉了”。冉宏图也想逃跑，但由于企图早被发现而未果。
1975年退役时，他已经五十开外，仍然是个军衔中士的小兵，孤身一人，在台生活也十分凄苦。1987年底，台湾当局开放台湾居民赴大陆探亲。长达38年的两岸同胞隔绝状态被打破了。
抵达台湾的志愿军战俘受到民众“热烈欢迎”
2004年3月29日，冉宏图在成都下机，一路问老乡：老屋门口的柿子树和橙子树相当好吃，树还在不在？老乡说橙子树不在了，柿子树和桃子树还在。“结果我去看，那个柿子树和我一样，也已经老了。”冉宏图把暮年的归宿选在宜昌，这是当年抗日时他打过仗的地方。
直到2006年12月12日，冉宏图去世时，当年被刺的“效忠党国”四个字，还一直留在他的胸口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