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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太原工程队旧址” 抗战被俘将士后人立起“俘殇地”石碑

未知 2015-08-17 10:34

集中营幸存者后人在石碑前合影留念。

修缮工人从挂着太原市重点文物保护单位的牌匾旁走过。

施工人员正在修缮集中营旧址破旧的砖瓦房。

    

    8月15日,日本侵略者宣布无条件投降70周年纪念日当天,一块刻有“俘殇地”三个红底大字的碑石醒目地矗立在太原市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太原工程队旧址”。位于省城新开南巷原山西机器厂院内的“太原工程队旧址”,曾是侵华日军在华北地区建立最早、规模最大的战俘集中营之一,见证了侵华日军犯下的滔天罪行。为掩盖罪行,当时日军对外称其为“太原工程队”。
    该碑石由太原集中营幸存者后代捐资购买,是继去年11月8日太原沦陷77周年时在赛马场北沙河沿岸设立“抗日英烈纪念石”后,战俘后人们自发购买并设立的第二座碑石。他们说,“俘殇地”的意思就是战俘受苦受难的地方,这些战俘是在和日寇浴血拼杀的战场被俘的,他们不应被遗忘。在这里立这块碑,一方面配合旧址正在进行的修缮工作;另一方面,希望政府有关部门尽快把这里建成爱国主义教育基地,警醒子孙后代勿忘日寇暴行,勿忘前辈的流血牺牲。

7年关押12万战俘

    立碑主要发起人刘林生年近七旬,是中国人民公安大学一名退休教授,也是《中国的奥斯威辛——日军“太原集中营”纪实》一书的作者。刘林生生平第一次与“战俘”联系在一起,始于他的父亲刘侵宵。
    刘侵宵在抗战时期是八路军游击队敌工科的一名科长,在一次战斗中被俘后关进了日军设在太原的战俘集中营。“父亲生前只是简单地说过这段历史,直到父亲去世后,我翻阅他留下的书稿和日记时,才发现太原也曾有一个和波兰奥斯威辛一样的集中营。”震惊之余,刘林生开始寻找太原集中营的幸存者。经过20余年的调查寻访,刘林生不但掌握了大量有关太原战俘集中营的资料,找到了太原战俘集中营即“太原工程队”的旧址,还找到侵华日军当年屠杀战俘的地方,使得这一尘封已久的事件和地点暴露在阳光下。
    刘林生告诉记者,本世纪初,日中友好协会京都府联合会的高桥幸喜和桐佃米藏曾到山西太原寻访日军“太原工程队”遗址,并对当年在中国犯下的罪行谢罪。
    《山西文史资料全编》第五卷第776页对这段历史有着详细记载:“日本侵占太原后,在小东门的东北城墙角处设立了一所集中营,名曰‘工程队’。工程队直属日本山西派遣军司令部,内设所长一人(松本大佐担任),尉级队长一人,翻译三人,其中日本籍、朝鲜籍、中国籍各一人,被俘人员常进常出。”
    太原市杏花岭区文物旅游局一位工作人员介绍说,作为抗战期间华北五大日军集中营之一,“太原集中营”旧址是唯一留存至今的实物遗迹,同时也是唯一保留有牢房的日军集中营。从1938年6月“太原市集中营”建立,到1945年8月结束,在其存在的7年间,总共收容、关押过包括晋绥军、中央军、八路军、共产党干部及当地游击队、武工队的官兵共计12万人以上,是侵华日军关押战俘最多的集中营之一。
    如今,日军太原集中营旧址仅剩两排砖瓦房,是当年关押战俘的牢房。因为年久失修,木料、砖瓦早已腐朽,屋顶破损严重。今年8月初,文物部门开始对旧址进行修缮。在现场,记者看到,清理垃圾和平整场地环节已基本完毕。施工人员正在酷暑下搬运水泥、修复墙体,集中营原貌逐渐显现。

杀人魔窟人间地狱

    被送进“太原集中营”的战俘大部分以做工为主,除了干营内的杂活外,他们还被组成大大小小的施工队,在市区修马路、筑桥梁,或是到日军的仓库搬运装卸货物。
    曾接受媒体采访的战俘幸存者王丕绪老人说,战俘每天吃的都是发霉的粮食,还是定额配送。吃饭时有人用一个破箱子把饭菜拖进牢房,没有碗筷的战俘一哄而上用手抢着吃,抓得多吃得多,抓得少只能挨饿。吃不上、喝不上的战俘生病的很多,得不到及时医治,平均每天都有十几人去世。
    王丕绪还说,隔段时间日军就去集中营找一些身强力壮的小伙子去抽血,他就是其中一人。被指定抽血的对象吃住会好一点,隔上几天抽一次血,做战备血和活人实验。在太原市档案局公布的一份日军侵占山西期间进行活体解剖实验的受害人名单中,详细记录了所有被实验人员的姓名、年龄、籍贯、原送单位等,其中许多受害者都来自于这个集中营。
    更加惨无人道的是,日军训练新兵时会拿活人“练胆”,他们让战俘排成一队,让新兵上去拿刺刀往死里捅,从而锻炼新兵杀人的胆量。
    1942年,日军将集中营的八路军战俘押解至太原市赛马场附近,让日军新兵用八路军战俘做人肉靶子练习刺杀,两次共杀害340余人。在鬼子刺刀刺向自己的瞬间,被俘时任八路军总部机要科长的赵培宪挣脱束缚,跳下沟崖逃生,成为那次屠杀中唯一的幸存者。他找到部队后,揭露了日军惨无人道的大屠杀。他的儿子赵阿萌也是此次立碑者之一。
    赵阿萌说,父亲生前很少主动提及这段往事。直到1993年寻访旧址时,才详述了这段集中营岁月。1953年公审日本战犯时,父亲曾出庭作证。
    刘林生、赵阿萌一再强调,日军太原集中营幸存者后人之所以坚持呼吁保护“太原工程队旧址”,目的就是希望保住侵华日军罪行的铁证,警醒世人珍视和平。

本报记者 任冬梅 /文 冯亚博/图

[责任编辑:   来源:未知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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