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八届五中全会召开在即，“全面放开二孩政策”或进入倒计时。若独生子女政策就此打破，“只生一个好的”的历史将就此终结。

　　这对酝酿着二胎梦、即将错过最佳生育年龄的70后无疑雪中送炭。

　　而出生于上世纪50、60年代的大龄“失独者”，孤独终老将或成为多数人的命运。

　　然而，他们之中也有这样一个极小的群体，以五六十岁的高龄挑战试管婴儿、在本该养老的年龄重新抚育孩子。迟来的“二胎”，于他们而言，更像是一次冒险的自我救赎。

　　郭敏翻看双胞胎相册面露笑容

　　郭敏61岁了，56岁时生下的那对龙凤胎已经5岁。从失去独生子女到挑战试管婴儿，直到生下双胞胎并以微薄之力独自抚养……从2010年出生那天起，她的双胞胎就像电影《楚门秀》的主人公一般，在媒体关注下长大。

　　每隔一段时间，就有各路媒体走访郭敏居住于北京昌平城中村的出租屋，记录孩子的成长和郭敏抚养孩子的“艰辛并快乐”。

　　郭敏甚至被媒体树立为照亮其他失独者的灯塔。一个外地媒体曾前来拍摄她的励志故事，激励当地绝望的失独者。

　　她还经常在夜里12点接到来自失独者的电话，除了倾听对方的失声痛哭之外，郭敏也做不了太多的鼓励，但“我经历过，我能理解他们的感受。”

　　郭敏的龙凤胎已经5岁，健康活泼

　　60岁妈妈的双胞胎

　　郭敏家的固定电话几乎成了失独者咨询热线，最多的时候一天有三十几个未接来电——她不可能守着电话，她有严格的日程，工作、外出、家务按部就班，多数精力都用来抚养和照顾好一双儿女。

　　接受采访也占据了郭敏一定的时间，媒体的关注和社会资助能为她减轻经济负担，而她也希望能帮帮别人，因为“老天爷帮助了我。”

　　说话的同时，郭敏手头整理着自己兼职会计的账本，眼睛还时不时瞄一眼时钟。周二、周四、周六晚上给孩子吃蒸蛋。下午三点半，准时打蛋。泡橘子水、削苹果，四点出门，五点到幼儿园接孩子放学。

　　到幼儿园的路正常步行不过十分钟，但郭敏去程要花一小时，顺路捡一捡硬纸板、塑料瓶卖，每周能多增加二十来块钱的收入。

　　返程也要花半小时——带着一对淘气包穿越人车混杂的马路，通过五光十色的小摊小贩，对郭敏而言就像打仗。

　　一头白发、身高一米五、只有八十来斤的郭敏弯下腰，几乎是用全身的力气紧紧把两个孩子搂在身边。只要男子脱手，女儿也会跟哥哥一起跑开。郭敏只能大声呵斥。

　　郭敏不让孩子接触零食，“我不惯他们这个毛病。”一是要多花钱，二来孩子会不好好吃饭。郭敏很自豪，自己粗茶淡饭，两个孩子却蛋奶不断，白白胖胖，比同龄孩子高。

　　进入城中村，弯过垃圾遍地的小巷，抵达家中——这是位于一栋私人公寓三楼的小单间，带半间厨房和卫生间，每月房租400元，租给外来打工者。

　　吃完晚饭直到晚上9点半，两个孩子上床睡觉，郭敏真正的工作才开始，戴上老花镜坐在桌前整理账务——她同时为六家小公司担任兼职会计，每家每月两三百元工资，如果白天忙别的事情，晚上就要熬夜到一、两点，第二天一早还要准时起来送孩子去幼儿园。

　　郭敏的精力让很多年轻母亲都自叹不如。她匆忙的脚步、带着孩子笑骂路过的佝偻身影，已经成为左邻右舍熟悉的风景。

　　“我还要大干十年，干到70岁。”她说，活到90岁是她的人生目标，因为那时她就能看到两个孩子成家立业了。

　　郭敏为双胞胎蒸鸡蛋，这是每周二四六晚上的加餐

　　失独后的重生

　　郭敏从来没有那么“任性”过——在失去唯一的女儿后，不顾社会和家人的看法，于56岁高龄试管生下一对双胞胎。

　　这个“50后”一生中都不知道何为个人权益和享受——幼年跟随父母下放再回城。长大后自己又到农村插队、再重新被招回城里成为一家小国企会计。“叫你下放就下放，招你回来就回来。”

　　1981年有了第一个女儿后，郭敏并不满足于江西老家每月两三百元的工资，想要给女儿最好的生活和教育。

　　1992年，38岁的郭敏背井离乡下海，放弃19年工龄，独自北上闯荡。她计划大干5年到8年，挣足女儿的教育费用再回去，没想到从此再没回去。

　　在北京，郭敏成为一家私企的会计，月收入1500元是在老家的3倍。人到中年，郭敏又过上飘荡的生活，住在8人间集体宿舍，从不逛街看电影，衣服全是从老家带出来的，单件不超过50元，一穿20年。

　　在前夫因长期异地提出离婚后，女儿成了她唯一的寄托——当年离开江西时女儿才上小学五年级，她一直觉得亏欠。

　　2001年郭敏在北京再婚后，迫不及待将女儿带到北京工作，希望她落个好地方，过上好日子，母女相依为命，从此不再无依无靠。

　　不料2003年非典爆发，女儿害怕、加上老家人劝说便返回江西，于2005年一个冰冷的夜晚因车祸离开人世。

　　郭敏至今懊悔，如果不让女儿回去或许就不会出现这样的事？“老家晚上没路灯，路上又黑，大卡车看不见人……”只是过个马路，女儿就没了。

　　“命不好。”这是郭敏和所有失独者共同的哀叹。近几年“同命人”通过网络联系，共同取暖。但在2005年的时候，郭敏只有自己。得知女儿去世的消息是在第二天早上。老家人通知她回乡参加女儿的追悼会，郭敏一下子就昏倒了。

　　她回忆当时的感受，“除了死，什么也想不到了。”头发也在一夜间变白。

　　失去女儿后的半年，郭敏朝思暮想，终于下定了决心：再生一个女儿——这是她从没有过的想法。“50后”是计划生育政策影响的第一代人，城镇国企职工更是从未想过逾矩。

　　自然生产对50多岁的她已没有希望。绝望中，她看到一则新闻报道——60岁的日本妇女通过试管技术成功产子。

　　征得丈夫同意后，她决心做胚胎移植手术。由于公立医院挂号紧张，郭敏的手术被排到一年以后。求子心切的她来到了一家收费更高的私立医院。“一进医院我就跪在地上，给医生磕了三个头，我说刘博士求求你帮帮我，我孩子死了，我一定要个小女孩。没有女儿我就活不下去了。”

　　手术需要8万多元。郭敏不惜倾家荡产，年迈的母亲也借给了她3万元养老钱，郭敏终于凑够了手术费用。

　　经过身体调理，郭敏做了手术，第一次失败后，第二次。7月酷暑，郭敏专门在医院对面租了个小房间，带张小床、电扇搬进去，三餐从外面订，打针也请赤脚医生上门，10天不动不翻身，终于奇迹般怀上了双胞胎。

　　她原本只想要一个小女孩，现在又多了个小男孩，给80岁的母亲打电话，老母亲说：“老天爷给的，为什么不要？”

　　丈夫每月退休工资两千多，郭敏每月一千多，老两口打算用养老金养孩子。雪上加霜的是，2013年，丈夫患上脑梗，住到大儿子家，再也帮不上忙。抚养双胞胎成了郭敏一个人的责任。

　　失而复得后，5年来，郭敏变身“超人”，很少能睡个整觉，却每天眼睛放光。

　　幼儿园门口，一双娇嫩的儿女大喊着“妈妈”，扑到干瘦的郭敏怀里时，她脸上的笑容是真正的幸福。

　　周围投向郭敏的眼光，有羡慕、有同情也有异样的审视。郭敏毫不在乎，她担心的是，自己70岁以后不能工作了怎么办？

　　头发花白的郭敏只希望能活到90岁，看儿女成家立业

　　当养子遇上养老

　　郭敏于56岁高龄生下龙凤胎，刷新了北京市的生育年龄上限。她也从5年前就成为媒体聚焦下的公众人物。

　　她也知道，公众对自己的看法不全是理解和同情，也有质疑：“有些人说我自私，对不起孩子，给社会添麻烦，可我只是想要自己的孩子啊，我也从来没有等着别人帮我养孩子，我也想要自力更生。”

　　尽管如此，外界资助仍然占据了抚养双胞胎的大部分。他们的衣服、玩具多来自捐赠。就连现在上的幼儿园也是由公益组织资助的——每人每月两千多的费用完全在郭敏收入的上线之外——一千多元退休金，加上兼职工作的一千多元，郭敏的月收入只有三千多。

　　到现在的幼儿园之前，双胞胎曾在附近的农民工子弟学校上幼儿园，每人每月400元，尚能承受。农民工学校被关后，在公益组织介入下，郭敏将孩子送进了两街之隔、却天差地别的公立幼儿园。

　　孩子上了好幼儿园之后，回来会画画了，也会说一些以前不会说的话了。“还是要努力让他们上重点学校啊。”

　　期待越高，和抚养能力之间的鸿沟也越大。令其他失独者羡慕之余，选择大龄再生的人也必须承担这份不能承受之重。

　　盛海琳是安徽合肥另一位失独后生下双胞胎的高龄妈妈，退休工资不低，原本可以颐养天年的她也遭遇了失独之痛。2010年，60岁的她通过试管技术诞下一对双胞胎女儿后，每月近万元的支出迫使她再次走回工作岗位。

　　“累死了，我都快崩溃了。”再次拥有子女让她和丈夫的生活有了希望，却也迫使他们在花甲之年不得不再来一次——挣奶粉钱，将孩子送进好小学、好中学、好大学……

　　尽管如此，仍然有少数高龄失独父母视再孕为“活下去”的一线希望。曾有十几位来自全国各地的高龄失独母亲到郭敏的小出租屋借住，咨询，看望双胞胎以激励自己。通过电话咨询的更有一两百人。

　　盛海琳也曾介绍失独者做试管，但“目前成功的没有一例”，有的做了7次都不行。试管技术高达20多万的费用也是不低的门槛。

　　北京失独者群的一位成员告诉搜狐新闻，群里一百多位“同命人”，真正想过再生孩子的只有几个。而大家对是否应该在这么大的年龄再生孩子也有争议，

　　“真的有这个能力吗？这对孩子负责吗？万一孩子十几岁又成了一个人怎么办？”

　　听说五中全会可能讨论放开二胎，她说：“早点给人家70后放开啊，可别像我们一样，来不及了。”

　　据卫生部《2010中国卫生统计年鉴》估算，中国每年新增7.6万个失独家庭，全国失独家庭超过百万个。人口学家易富贤进一步根据人口普查数据推断，中国现有的2.18亿独生子女中，会有1009万人或将在25岁之前离世，1000万家庭或成为“失独家庭”。

　　曾有失独者形容，独生子女政策下的父母就像走钢丝，而失独者就是从钢丝上掉下来的人……

　　郭敏总觉得是老天爷帮了她，以后也天无绝人之路。这么多年，孤孤单单，她总算有了“说话的人”，再苦再累，也是自己的选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