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期，山西省书法家协会和省图书馆联合主办了“发现山西·三晋文脉主题书法展”，本报作为“发现山西”文化系统工程的主办方，主持召开了张建武创意书法研讨会。6月下旬，张建武在文源讲坛主讲《从书法艺术看山西文化的源流》。从展览到讲座，受众近万人次，引起了人们对山西文化和书法的浓厚兴趣。不久，“发现山西·三晋文脉主题书法展”作为山西文化的品牌，将到杭州、上海等地巡展。本报记者专访了文化学者张建武，跟随这位“文化行者”去探寻他的漫漫文化之旅。

　　用书法“小道”切入三晋文脉，这是通往文明的捷径

山西晚报：前不久，省书协与省图书馆联合主办了“发现山西·三晋文脉主题书法展”，展出您的创意书法作品，引起广泛关注。
　　 正如国家行政学院张孝德教授所说：三晋文脉主题书法赋予了中国古老书法艺术的新魅力和新功能，不仅仅是书法本身的艺术价值，而是使书法以其独特的方式，呈现给我们的，一方面是具有书法神韵之美的三晋文明史，另一方面是具有三晋文脉灵魂的山西书法艺术。这种方式使书法艺术与三晋文化在相互融合中互映生辉、相得益彰。您是怎么想到将二者结合到一起的？
　　 张建武：实现中国梦，离不开中华文化的根，这个根扎得越深，我们就越有底气，越有力量。但是学习、传承传统文化，要有切入点，当然切入点很多，书法是一个比较容易进入的切入点。
　　 古人有言“书者小道也”，意思是与经国治世的大学问比，书法不过雕虫小技。但我认为，文字是文明最直接的载体，如果说文化是民族的基因，那么文字就是文化的基因。
　　 从这个意义上说，书法这个“小道”，恰恰是通往文明的捷径。三晋文脉是中华文化的正脉，也是中华文明之源，如何贴近三晋文脉这个宏大叙事？我认为书法是一个很好的切入点。一方面我用创意书法系统地呈现了从尧至当代的重要诗文，并阐述了其背景和文化意义；另一方面书法本身所具有的形式美、韵律美，以及它所蕴含的哲学、美学思想，也是中华文化的精髓。因此这种内容和形式的结合，可以收到相得益彰的效果。
　　 山西晚报：“三晋文脉”这个概念听起来很大，但似乎在您的思想里很具体。那么“文脉”该怎么理解？
　　 张建武：文脉的初始定义，是指华夏文明发源与绵延的脉络。狭义讲，文脉就是以文字记录（诗、文）为主要载体传承下来的文明。
　　 2013年，我将用书法表现三晋文脉的想法向国学大师姚奠中先生请教，他非常高兴，支持我把创作搞好，用精品表现经典。101岁高龄的姚先生兴致勃勃和我谈古论今，一字不差地背诵汉武帝的《秋风辞》《瓠子歌》，欣然为我题写“三晋文脉·张建武书艺展”。可以说我能坚持数年进行“三晋文脉主题书法”创作，和姚老的激励分不开。

　　抛开文化，开山掘地，这就是“断脉”，虽然脉未断，但亟须我们去“续脉”

山西晚报：山西长期以来形成了资源型经济，对厚重的历史文化资源轻视了。近年来，很多外省人一提到山西就脱口而出“煤老板”。一个最有文化的地方，却给人没文化的感觉，这不能不说是一种遗憾。
　　 张建武：历史地看，抛开文化，开山掘地，这就是“断脉”。断脉是不可能永续发展的。如今虽然脉未断，但确实亟须我们去“续脉”了。当然这不是个人力量能及的，但这是每个山西人的责任。随着国家对传统文化的重视，我们遇到了重续文脉的契机，我们应该有担当和紧迫感。
　　 山西晚报：以发展的眼光来看，山西文化除了重视传统之外，还有很多创新。比如，您用创意书法表现三晋文脉，这有什么特别之处？
　　 张建武：当代书法艺术进入了全新的时代，与传统书法艺术相比，最大的变化就是书法的实用功能消失了，成了一门独立的艺术。作为艺术，就要研究其表现力。创意书法是在继承传统的基础上，充分调动书法艺术的各种手段，增加作品的信息量，提升表现力。比如，我在三晋文脉主题书法创作中，在每幅作品中利用不同字体的对比、大小的对比、浓淡枯润的对比、章法的安排等手法，使其在矛盾中充满和谐。包括钤印，在内容选择和位置确定上都精心安排。整个创作中渗透执中守正、和而不同的哲学思想。同时，以落款的形式表现每幅作品、作者的背景，文化意义，以增加作品的信息量，力求使整个展览既有可看性又有系统性。

　　《兰亭集》当时参与并留诗的最少有5位山西籍人

山西晚报：最近，您在“文源讲坛”主讲《从书法艺术看山西文化的源流》中谈到书法艺术与山西的渊源，很多观点是比较新的。看来山西对中国书法的贡献也是很大的。
　　 张建武：《书林藻鉴》说：“声不能传于异地，留于异时，于是乎文字生。文字者，所以为意与声之迹。”文字最早是记录和传递信息的工具。
　　 从文字发展到书法，魏晋是一个极重要的时期，可以说书法形成于魏晋，而魏晋书法的代表人物首推王羲之，他的代表作是被称为天下行书第一的《兰亭集序》。王羲之自幼师从卫夫人。卫夫人名铄，出自名门望族，其高祖卫暠（同“皓”）是东汉时期学者，被汉明帝征召，途经安邑（今山西夏县）时去世，明帝下诏赐安邑的墓地埋葬，从此家人都居住在这里。
　　 卫铄的从祖父卫觊是曹魏时尚书，他是与钟繇比肩的书法家。卫铄的从伯卫瓘、从兄卫恒，都是著名书法家、书法理论家。卫氏一门四代，是典型的书法世家，形成卫派书法，在两晋南北朝时期，卫氏书风影响到大江南北。在南方，影响了四大家族中的王氏、瘐氏及魏晋高门郗氏；在北方，影响到号称“北方第一名门”的清河崔氏以及陈留江氏。张怀瓘《书断》中说：“郗愔善众书，虽齐名瘐翼，不可同年，其法皆遵于卫氏。”说明北方崔、江两大世家，其书法都出于卫氏书派。
　　 至于著名的《兰亭集》，当时参与并留诗的最少有5位山西籍人，其中孙绰（平遥人）时任左司马，以文名天下，也是《兰亭集后序》的作者。只不过因唐太宗的偏好和后世的炒作，人们大多只知道王羲之和《兰亭集序》了。到隋、唐，有万荣的薛氏家族，其中最为著名的是薛稷、薛曜兄弟，当时就有民谚“买褚（遂良）得薛（稷），不失其节。”明末有傅山（阳曲人），近代有赵铁山（太谷人）。就这样相互影响，代代传承。所以说书法是三晋文脉延绵传承的一个重要载体。
　　 山西晚报：既然山西有这么深厚的书法传统，为什么现在习书之风比较弱呢？要么是几岁孩子练习，要么是老人练习，作为主流的中青年人却并不热衷？
　　 张建武：对传统文化的学习，最忌功利心太重。而现在人们恰恰是过于功利，把最好的时间和精力用于学习那些所谓“有用”的事情上。如果说学习书法有什么用，我觉得最大的用处不是写一手好字让人褒奖，也不是成名之后能卖多少钱，而是学习书法能给我们带来心灵的宁静，能让我们贴近和感知传统文化的魅力。
　　 山西晚报：如果把山西书法比作三晋文脉的毛细血管，肯定离不开民间的力量，那我们怎么能让当代山西书法艺术走得更好更远？
　　 张建武：当代山西的书法在全国的影响力，与山西深厚的书法历史底蕴是不相称的。这当然与山西文化的整体状况分不开。目前可能遇到一个较好的发展契机：一是国家对文化的重视，越来越从战略层面分解到政策层面，给文化发展带来很多利好；二是山西经济形势的变化，使得文化的重要性自然凸显，吸引了人们的注意力和资本的流向。这为振兴山西书法带来外部的契机。内部则是书法写到一定程度具备了一定的基本功，就要拼做人、做学问了，当代书法爱好者要在学养上下功夫，不能太功利，要能静下来。
　　 此外，山西书法要尽快形成自己的理论体系，风格流派，当然这要靠团队的努力，要有组织的力量。书法艺术的社团组织在这方面要发挥作用。

　　把“发现山西”文化工程推向娘子关外

山西晚报：您主讲《从书法艺术看山西文化的源流》的时候，报告厅座无虚席。此外，创意书法展览期间，有不少专程从东北、北京、江苏等地赶来看展的人，他们被山西文化的厚重和多彩震撼了，“五千年文明看山西”不是句空话。从一定程度上讲，这是不是山西文化走出去的一条路径呢？
　　 张建武：是。山西作为文化资源大省，要变成文化强省，一个重要的问题就是文化要走出去，文化只有走出去，才能有影响力。但文化如何走出去？这需要有合适的路径，要有人们喜闻乐见的形式，把山西文化中的宝藏呈现出来，书法艺术是一种比较理想的形式。“发现山西·三晋文脉主题书法展”在省图书馆展览结束后，应邀将去杭州等地巡展，我们正在积极准备，希望把展览做得更好，把“发现山西·三晋文脉主题书法展”打造成山西的文化品牌。
　　 山西晚报：您多年从事文化战略与地缘文化研究，提出了 “文化资源悖论”理论，并主持了多项省重点项目，成果丰富。但您说更愿意称自己为 “文化行者”，“文化行者”的含意是什么？
　　 张建武：研究文化要有扎实深厚的理论作依托，但最终目的是要“用”，要为文化事业和文化产业的繁荣与发展起到推动作用。这就要求研究不能搞关在书斋里的闭门造车。正如庄子所说，道“无处不在”，文化也是无处不在，文化是鲜活的，是动态的。
　　 因此，我在研究中特别注重“行”：首先行万里路。近年来我们每做一个课题都要做大量的调研，研究的过程就是漫长坎坷的文化之旅，这就是“活态”研究。也就是在深入调研中，我形成了“文化资源悖论”的理论，提出了“以文化价值论提升区域竞争力”观点，倡议成立了“文化遗产价值评估中心”，和山西晚报一起打造了“发现山西”文化系统工程。
　　 其次，所谓“行”就是身体力行地宣传、推广山西文化。我们和山西晚报联合推出的“发现山西”，就是以新闻的视角、学者的思维、大众化的表述，全媒体互动，对山西宝贵的文化遗产进行深度的发掘和推介，让山西文化走出娘子关，发挥影响力。目前这个项目已经在山西晚报、山西画报、文源讲坛等媒体合力推出，并实现网络互动，有了一定的影响力。
　　 山西晚报：您的“发现山西·三晋文脉主题书法展”下一步有什么打算？
　　 张建武：根据首展的情况和读者反馈，我会尽快编写三晋文脉主题书法作品集，同时配合省图书馆做好巡展，巡展过程中我仍然会以“文化行者”的身份，利用一切可能的机会，通过讲座、新闻发布、研讨会等形式，不遗余力地宣传推介山西文化。

本报记者　郭志英